城市化是乡村的解药，乡村也是城市化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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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我们作者群，最近有很多讨论。说起AI、经济、失业等问题，一般观点都比较一致，但每次谈到城乡问题，总是“交锋”激烈。客观上，这也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和矛盾依然巨大，社会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各种质疑、争议从未间断。
过程不赘述，回到如题的核心问题——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是一对矛盾吗？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先分几层逻辑做一个简要概述。
第一层逻辑，答案是——矛盾。
我国城市化主要还是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前，我国还是一个以三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1978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仅有17.92%，至2022年达到65.22%。四十多年间，我国有逾7亿农民进城，推动了城市繁荣，反之，乡村人口越来越少。
尽管国家一度倡导“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总体上，两者还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第二层逻辑，主流经济理论——不矛盾。
逻辑也很简单，城市发展起来，容纳更多就业，乡村人口少了，人均资源占有、人均GDP就越高。最终，进城农民和留在农村的农民，都因此获益。
主流经济学观点随之认为，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继续大力推进城市化。一方面，城市资源使用效率更高，需要进一步集中；反之，将资源配置到更低效的欠发达和乡村地区，是生产要素错配，不符合经济规律；
另一方面，继续提升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附力，进一步化解乡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最终实现城乡人均收入的平衡。
这个观点，逻辑正确，看起来城乡都将因为城市化、大城市化获益，皆大欢喜。但现实中，又经不起推敲。
第三层逻辑，回到现实，从城乡资源分配、国家政策引导上看——又是矛盾的。
道理也很简单，资源有限，分配给乡村多一些，城市自然就少一些，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多一些，对大都市圈的投资就少一些。
现实中，乡村振兴、县域城镇化、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均衡发展才是近年的国策，与之相对，控制一线城市人口、控制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地铁）及房地产发展、严控土地红线等政策也是事实。
随之，社会舆论争议不断，也就有了开头的又一次日常讨论。
管中窥豹，城乡矛盾及其如何分配，效率优先还是均衡发展，这，从来都是个问题。
我们在讨论中国城乡问题过程中，总是习惯引用国际大城市发展经验。引用最多的，无非欧美、日本，正好，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城乡治理模式。
现代西方的城乡治理，强调自由流动、市场配置，政府无为而治。从结果来看，西方城乡关系较为和谐，堪称我们学习的典范。但从底层逻辑上看，西方模式并不好借鉴——历史往往是残酷的，西方几百年城市化经验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今天的我们，实难照搬。
西方城市化，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圈地运动”。15世纪中叶始，为了规模化养羊以发展毛纺织业，英国地主、贵族纷纷把土地上的农民赶走，并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羊吃人”的历史景象。
好在另一面，工厂大发展，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可以进厂打工——这既为现代工业起步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大分工和消费市场的崛起。
美国历史同样血腥，在内对印第安人大屠杀，对外通过多次战争获取大量土地，直至18世纪末北方城市工商业资本与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矛盾大爆发。幸运的是，美洲竞争压力小，早期的美国人既聪明又勤劳，每次的重要抉择也没出差错。
此后是漫长的技术革命、全球资源的一再重新分配。另一条线是“集中-分工”模型下的现代经济大发展，全球统一市场形成、专业技能者成长、中产阶级诞生等，都推动着城市大繁荣、人类社会大进步。
经过几百年漫长进化，今天欧美城乡呈现出共同繁荣的和谐景象，城乡人均资源占有、经济效率和收入也相对平衡。因此，很多经济学家、知识分子自然认为，学欧美才是必然出路。
但是，结果并不能替代过程！我们要认识到：
第一，西方城乡矛盾的化解，花了几百年。我们有多少年？
第二，资源重组必然有一个“原始积累”阶段，西方主要经济体，大体都经过了对内剥削存量（乡村），对外武力掠夺增量的过程。但现代社会，你还能掠夺谁？还有没有对外转移成本的机会？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差异——西方城市化进程，都伴随着“农民失地——回不了乡——被‘劣汰’——进贫民窟”的必然规律。土地私有及自由市场条件下，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都市，也遵循了这个规律。
那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一方面，物竞天择，自由竞争，你有能力就住富人区，没能力就住贫民窟、流浪街头，谁也别怨谁；另一方面，贫民窟、阶层分化等问题，累积了巨大的城市治安、环境治理、营商环境恶化等社会成本。只不过，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遵循“谁获益谁付钱”的市场规律，这些成本，并不是由利益群体承担，而是分摊给了全社会。
可见，西方的城乡矛盾，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城市内部矛盾。
那么，有没有更浓缩、更贴近我们的国际经验呢？
有，日本就是。
日本从战后大重建，到经济大繁荣，到高达93%的城镇化率，再到社会发展大停滞，走完一个经济全周期，用了跟我们差不多的七八十年时间。且其国情（人多地少）、文化又与我们相近，其实，日本才是很多领域我们的最佳参照对象。
欧美城乡“不矛盾”的答案，也并不适用于日本。
日本由于独特的行政区划，都市以外（都市率为66%），县辖市、市辖区，町（相当于集镇）、村已混为一体，大部分城镇，其实都混杂着广袤的农村地区，城乡界限并不明显。因此，日本的城乡矛盾，主要体现为大都市与“地方”的矛盾。
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类似，二战后的日本，大量人口从农村、山村、渔村向以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为中心的近太平洋地区移动，成为廉价的工厂劳动者，顺手推动日本成为先一代“世界工厂”。
随之，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急剧减少，城与乡，都会与地方经济差距不断拉大。
为了缩小差距、均衡发展，从60年代开始日本就制定法律，将近太平洋一侧的工厂分散到全国，并拿出大量财政预算支持。
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还主导推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全国建造新干线和机场，把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功能分散到全国。同期，推行“故乡创生政策”，各级地方政府（市、町、村等），都可以从国家财政领到1亿日元作为启动地方振兴的资金，只是，这些财政支出，由于很少产生盈利业务，广受日本舆论批评。
80年代，美日矛盾激化，美国压抑住日本强大的经济对外扩张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大力发展内循环，不断加大对经济衰退地区的预算投入。同时，美日结构性摩擦商定的《大型零售商店法》，一下放开大型商铺的开设，加上政府资金支持，地方上掀起“造町运动”，一条条气派的街道不断建成。
随之，由东京、大阪大资本控制的连锁店铺沿路“野蛮生长”，导致地方商业落败关门，地方消费反而进一步集中到连锁店铺的大城市总部。这回，不光是人口，连仅有的一点消费也都外流了，地方发展更陷入低迷。
在此过程中，因对抗城市规划而兴起的“社区营造运动”不断发展，即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改造、振兴社区，以对抗城市大规划及房地产化。
90年代起，社区营造逐渐成为日本地方振兴一大主流，并深刻影响了我国台湾地区。
今天，日本的社区营造和乡村振兴一直在推进。虽然年轻人奔赴大城市，町、村总体衰落依然是大势，但也诞生了许多优秀案例、成熟路径。更重要的是，地方振兴逐渐从政府主导中走出来，培养了大批民间力量。
以日本为鉴，在无法照搬西方早期暴力转嫁成本的前提下，城乡差距和矛盾，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消除。
但另一面，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与最优秀的乡村共存，也成为日本现代化最靓丽的一张名片。城乡均衡发展被证明可行，关键还需要民间力量、市场力量的崛起。
本质上，不管城乡矛盾，还是都市与地方矛盾，根源还在于人与资源的关系。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种是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及巴西、阿根廷等曾经一度发达过的国家为代表。
这些国家，地广人稀，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绝佳，农业生产采用大农场规模化作业，农民（尤其是农场主）是富裕的代名词，政治地位高，当然不存在三农问题。更何况，其农业早就是外向型产业，并牢牢掌控着全球粮食定价权，具有向全球转嫁成本的优势。
第二种是人均资源平衡的国家，以欧洲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为代表。
这些国家虽谈不上地广人稀，但土地、自然、水文等条件都不错，农业主流生产方式为中型家庭农场，生产技术先进，且农民擅于组织、联合，可牢牢掌控市场主导权，并影响政府。
因此，欧盟制定了极高的农产品准入标准及高额农产品关税，以阻止全球农产品的进入，保护欧洲农民利益。
显然，以上两者与我们的国情迥异，我们无法照搬其先进经验。
第三种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以东亚为代表。
以中、日、朝鲜半岛为代表的东亚地区，自古人多地少，多山而少平原，气候、水文条件也不理想，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内防风险优于向外谋发展。因此发育出小农经济作业模式和相对保守的文明特征。
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为了社会稳定、人人有饭吃，就必须走重农抑商、重乡村控城市的道路。可见，城乡矛盾自古有之，只不过发展到现代反过来，重城市工商而轻三农罢了。
以上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是第一层国情。
第二层国情则体现为社会制度。
我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土地制度也迥异于全球，以城市土地国有、乡村土地集体所有为根本制度。这些制度，是长期历史发展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选择，是立国之基，不可能轻易更改。
“不是只有经济常识才是常识”，很多经济专家、知识分子在以市场化为导向分析城乡矛盾、社会关系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点。再举一个最显著的事实，中国最大的群体是谁？中国有5.8亿农民，其中2.9亿为农民工，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群体，且这个群体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第三层国情是文化。
中华文明，自古讲究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关系平衡、社会均衡发展；士大夫精神，则一向强调民贵、爱民，天下为公，与西方精英化现代化思想并不同。
在中国，平民主义是文化基础，但还须精英主义视角的引领，否则容易陷入封闭、民粹、“大多数暴力”，这也是历史血的教训。
如此，我们应当追求大城市精英主义+乡村平民主义的文化融合，不可简单求其一，否则必然失败。
综上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国情，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必须走城乡融合、平衡发展的道路。指望先发展、后平衡，先效率后公平，先城市化再“自然”解决乡村问题的西方经验，并不符合国情和大多数人的愿望。
上述国情相当于“空间维度”思考，我们分析问题，还需要讲“时间维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言之，可以归结为当下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城乡关系，本质也由当前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
那么，第一个时代特征依然是，我国的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高。
若从局部看中国，江浙沪、大湾区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并实现了城乡平衡发展。但显然，我们不能以江浙沪、大湾区为标准看整个中国，进而得出结论：只需要把人口引导到江浙沪、大湾区、环渤海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一些国家中心城市圈，并打破户籍、土地供应、耕地红线等制度障碍，鼓励自由人口自由流动，就能最终实现城乡及跨地区之间，人均资源占有和收入的平衡。
这个逻辑，显然过于简单——最核心制约因素，依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
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本质是因为特定时期内生产力发展水平承载不了人口增量；今天，我国早已放开生育，但大城市人口生育率依然持续断崖式下跌，其本质，也是城市生产力发展水平跟不上过快上涨的城市成本，叠加大量失业，人们自顾不暇，还谈何二胎、三胎？
此时，你继续推动人口增量，岂非加剧城市内卷，让所有人都雪上加霜？因此，在特定生产力水平限制下，适度控制一线城市人口，发展新一线、二线城市，发展县域城镇化，巩固乡村底线，以自然、缓慢地提升城市化率，就显然更为均衡、合理。
第二个时代特征，是当下的城市内卷。
城市以市场效率为核心逻辑。以往提升效率，主要走“集中-分工”的工商业发展模式，所以产业与“人的集中-专业化”的不断提升，必然不断推进城市大繁荣。
对这种传统模式构成挑战的，正是城市追求的效率本身。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到今天，各种成本越来越高，要追求更高效率，就必须搞产业升级。传统工商业主导，就让位于产出效率更高的“科技+资本主导”。
问题在于，科技、资本将进一步加剧城市分化，具有科技能力、资本转化能力的塔尖群体，将获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而占城市人口多数的普通中产、专业技能人员，将日益被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替代而越来越不值钱，于是，广大中产必然陷入内卷，城市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就将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
此时，连城市中产群体都无能为力，再不顾规律地往大城市导入人口，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被城市“劣汰”，或深受内卷的人们，还能往哪里去？
人，终究才是发展的意义。当新的历史阶段，大城市“发展”反过头来开始压抑人，平衡发展、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就成了城市化的解药。
所以，不只有城市化才是乡村的解药，乡村，也同样是城市化的解药。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均衡发展，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味解药。
所以，要问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到底矛不矛盾？我最终的答案，已经很明了。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日）木下齐，《地方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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