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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人类的境况会越来越好吗？
然而，人类在获得繁荣富足的同时，也在失去很多重要的东西。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就预言，在现代性的科层制格局和工具理性思维的主导之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状况。人们一方面如蝼蚁一般奔忙着，充满时间紧迫感；另一方面又需要雕刻时光，过某种精致安逸的休闲生活。表面上，世界变得丰富了，实际上，我们的口味、兴趣越来越趋向流行和单一。人们试图在日常闲谈中寻找自己的价值。重要的是“我在谈”，而不是“谈什么”，更何况谈论的那些内容，以及事关我们生命安危及意义的东西，基本都为政治化和数字化的力量所宰制，尤其是当这两股力量合流的时候。这样一来，留给个体的自主发展的空间，不过是以无关紧要的个性代替了尊严；以支离破碎的多元消解了完整；以附庸风雅的品味取代了高贵。由此，现代人的虚无和焦虑，成了必然的现象。
以上描述，还不是我要说的有关人类境况是否能够改善的重心所在。科技突破、制度完善以及它们本身所带来的危机，并非衡量人类进步与否的真正指标。康德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整体是否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所涉及的不是人类的自然史，而是人类的道德史。”在人们感到意义缺失、情感无依的背后，是道德的贫困和伦理的危机。反过来说，只有人类在道德上进步了，人类的境况才会有根本的改善。
那么，道德是什么？道德不是固定的实质标准。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意思是如果把美或善定于一尊，自认为掌握了分辨善恶的知识，反而会造成善者不善、美者不美的结果。人世间的很多丑恶，不正是以美善的名义而做出来的吗？道德的关键，在于内省或自我反思的能力，而人之所以能够具备反思精神，是因为人被赋予了理性的特质。康德的道德观是形式主义的道德观，也就是从人的纯粹理性所推演出来的绝对命令，这条命令规定：如果你主观的行事准则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法则，那么你的行为就是有道德的，你就遵循了崇高的义务，比如“不得撒谎”这一准则，不仅对你个人有效，而且完全可以推行于所有人身上；反之，虽然你从私利角度可能会把“欺骗别人”作为人生准则，但你并不愿意活在别人也可以欺骗你的社会里，而且人人相互欺骗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的。这就说明“欺骗”这一准则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无法成为道德法则。
在康德看来，如果在确立道德原则时以某种实质性的目标如利益、幸福等感性需求为起点，那就让理性沾染了杂质，成为了工具。道德只能从人的纯粹理性的形式出发，而纯粹理性的存在理由则是人的自由意志。注意，这里的自由意志并非自由任意，而是服从自我的本质规定。理性本身就是目的，理性的最大特点又在于超越自然的他律，实现自由的自律。这样看来，人类的进步，并不取决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取决于人规定自我，提升自我的能力。面对外在的必然，人有理由也有义务创造内在的必然。
以自由来对抗自然，人类才能奏响进步的凯歌。这就是康德的意思。那么，康德是乐观主义者吗？是的，但他是谨慎的、现实的、对人性的有限有着清醒认识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既不是像动物那样完全出于本能而行动，也不像理想世界的公民那样完美行事。他甚至坦承：“当我看到人类在世界舞台上的各种表现，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个别人身上可能闪烁着智慧，但就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虚荣、幼稚的罪恶、毁灭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可即便这样，人类还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作为启蒙理性的代表人物，康德对人类理性的限度极为敏感，其敏锐之处就体现在他区分了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自由。如果停留于现象及自然层面，人和动物就没了任何差别；如果高悬于本体界或凌空舞蹈的自由，人就陷入了致命的自负。人类的幻象或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这两者，以为有能力如同认识现象那样认识本体，或者以为征服了自然就获得了自由。两百年以后的另一位思想家福柯呼应了康德的判断，批判了刑法领域的另一个启蒙主义者贝卡利亚。福柯冷冷地指出，不要以为今天没有中世纪那样的野蛮残酷的公开行刑方式，就认为人类变得文明人道了。所谓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不过是治理和控制的技术更加完善了、人整人的方式更加精致而隐蔽了，事实是，现代人更深地陷入到权力支配的网络当中而无力自拔。
康德没有那么悲观。在他的历史观中，历史乃是大写的人。人是目的性的存在，而非仅仅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与此对应，历史就是人的道德进步史，而非仅仅是生存进化史。康德从牛顿的自然科学那里借来一个命题——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情，并且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康德把这一命题运用到人类历史上。根据他的论述，自然赋予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人类没有公牛的尖角，没有狮子的利爪，没有恶狗的獠牙，没有雄鹰的翅膀，人只有一双孱弱的手，可见从自然本能上，人最容易招致自然的淘汰。但人却能凭借着理性，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大自然宁愿通过理性让人获得自尊，而不是简单地让人享受安乐。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既要把理性发挥到极致，又不能超越理性的边界。不善加运用理性，是辜负了自然的恩赐和人的本分；以为理性无所不能，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然的无形之手引导着人类努力向前奋斗，以便他们通过自身的行为而使自己配得上生命的福祉。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最完美意志的创造；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可爱又淘气的人的创作。当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彼此冲突地追求自己的理性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朝着自己所不理解的整体目标前进着。我们不知道神圣的计划，却有理由明白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康德不相信自然的奇迹，但相信道德的奇迹。人是属地的存在，所以需要脚踏实地；人是属天的存在，所以需要仰望星空。重要的是，人的真正的变化是在天上，人在这方面的改善是根本不服从任何时间的变化的。在历史的种种特殊事件背后，蕴含着更高的智慧法则，有着与普遍自然目的的关联。康德说，在我们的信仰中，只要我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上天就会以不可思议的办法来弥补我们自身正义性的欠缺，所以我们决不可放松努力为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的理性最高的表现就在于人是城邦的动物，人必须在政治公共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论述人类进步的主题时，康德当然不会放过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对抗性。而这恰好是天意使人类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取的手段。人有社会化的倾向，但也有反社会的倾向。康德说，让我们感谢这种不合群性、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理想的状态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每一株都力求攫取别的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就迫使彼此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拔的姿态。可是，人对同类必定会滥用自己的自由，在最终达到世界公民的平衡状态之前，人性就得在表面幸福的欺骗假象之下忍受着种种最无情的灾难。
不过，我们始终要相信，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某种天意的隐蔽计划的实现。康德为此专门引用了休谟的一个生动例子来加以说明。休谟说：“当我看到目前各个国家相互作战时，我就仿佛看见了两个醉汉在一家瓷器店里用棍棒互相殴打。因为他们必须慢慢地治疗他们相互造成的创伤，这还不够，而且事后他们还必须赔偿他们所酿成的全部损失。”一切都将恢复平衡，相互斗争的力量从来没有哪一方能绝对得逞，万事互相效力，这些力量所成全的，始终是穿透黑暗的道德法则的光辉。政治家所看到的人性的实际样子，并不是全部，人性所体现的幽暗、复杂，其实不过是被我们表面的竞争法则所扭曲的结果。用康德的描述，政治说：你们要聪明如蛇；道德则掷地有声地说：还要老实如鸽。老实如鸽子，并非很傻很天真，在纯粹理性的道德统一性中，有着最高的尊严。人的自私倾向所导致的对抗斗争，不过是充当了砥砺道德的磨石。康德提醒我们，追求善好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繁复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干净利落地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
这就是人类进步的理性辩证法则。康德说，我们应该满足于天意，尽管天意已经为我们在地上的世界规划了如此艰辛的道路。天意的安排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身也许才是这一切灾难的唯一原因，从而在艰难困苦中不断鼓起勇气、自我改进以求克服它们。商业的帝国、科技的霸权、政治的利维坦、数字化的牢笼等等，都无法遮蔽道德的天空。这个时代让一切都变得赤裸裸了，人似乎毫无防备了，但也正是这个时代，理性的法庭获得了以彻底公开化的方式来运作的良机。正如康德所言，在理性的审判面前，任何权威都没有赦免权。就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历史的方向已经悄然逆转，毕竟人类是具有道德秉赋的自由的生命，他们虽然无法事先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却能够事先命令应该完成的使命。
人类的境况会越来越好吗？我们继续提出这个问题，让每个人、让不同处境的人、让一代代的人自己去回答，因为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面包，而道德永远要在面对新问题的反思和实践中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