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脱碳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 周评
金融机构脱碳（Decarbonization），也可以说是金融脱碳，这个概念并不算新。在国际上，多年前就已经有“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的说法，警示金融机构重视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传统化石能源相关资产的系统性贬损，建议金融机构逐步降低化石能源资产，直至完全脱碳。
前些年，谈论脱碳的金融机构以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发展金融机构，及挪威石油基金等主权基金等为主，纯商业化运作的金融机构还很少谈脱碳。但近两三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金融机构脱碳的话题也越来越热。去年9月，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许多中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脱碳议题的讨论。2020年12月，海通国际发布ESG声明，承诺2025年底前实现碳中和，并将从节能减排低碳及可持续金融两方面共同推动ESG实践，是最早提出碳中和目标的中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碳中和与金融机构脱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资源研究所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联合发起了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简称SBTi），帮助企业及金融机构设定符合最新气候科学的科学减碳目标。根据SBTi的建议，不管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科学减碳包含三个范畴（Scopes）：范畴一是直接排放，指机构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排放，如自有锅炉房等；范畴二是间接排放，指机构采购电力、热力或蒸汽而造成的排放；余下的排放为范畴三，如员工差旅的排放、价值链合作伙伴的排放等。
对照上述定义，金融机构碳中和常常是指实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净零排放，即通过节能改造等降低能耗、通过购买新能源减少排放、通过种树或购买碳指标来抵消碳排放。金融机构脱碳则主要聚焦在范畴三，特指降低金融机构持有或管理的资产的碳排放。对照海通国际的声明，2025承诺是金融机构碳中和，可持续金融才是金融机构脱碳。用一个通俗的金融术语来表述，金融机构脱碳就是“绿化”资产负债表。
从实质地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脱碳比金融机构碳中和价值更高。从国际上的倡议行动，包括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G20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项目（TCFD）都在倡导金融机构脱碳，以降低金融机构资产风险，最终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金融机构脱碳也要比金融机构碳中和难度大很多。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决定了金融机构范畴一和范畴二的碳排放并不多，主要就是办公场所用能所产生的排放，总量相对较少。通过购买碳汇等方式，金融机构很容易就实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碳中和。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博士做过一个估算，预计2030年金融行业碳中和总成本最高为160亿元，届时金融行业GDP约为16万亿，假定到2030年中国金融机构把它所有碳排放通过这10年时间完全通过购买碳信用给中和，160亿跟16万亿相比，成本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水平。
但是，资产脱碳就没那么简单了，意味着金融机构要从碳的角度分析资产的碳强度，并采取行动将高碳资产“出表”或“缩表”、置换为低碳资产。有金融机构担心，脱碳太快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即“挤出”一些从当期财务看资产质量还不错的高碳资产，但却未能置换为同等质量的低碳资产，影响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譬如，对商业银行来说，可能会因为脱碳太快，找不到足够多发放贷款的“低碳对象”，会导致降低“信贷门槛”。
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因噎废食。在世界各国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金融机构脱碳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如果能认识并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金融机构脱碳是可以稳步实施的，实现从高碳资产到低碳资产的“软着陆”。
第一，认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人们常说，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是密不可分的，且应相匹配。以全社会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脱碳行动亦是如此，金融机构要脱碳、实体经济同样也要脱碳。从全局上看，即全社会平均意义上说，金融脱碳与实体脱碳是平行发生、总体同步的。这是由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属性决定的。随着时间逼近2060年，即便金融机构什么都不做，金融资产也会因为实体资产脱碳而脱碳（市场上已经没有或很少高碳资产了）。但是，倘若用“显微镜”来观察，仍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金融脱碳可能总体上略微先行，因为央行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这将驱动金融机构先行，带动实体脱碳；其次，局部上看（分行业、分地区），实体脱碳或许也会有领先情况，譬如新能源车等领域，实业在市场利好的驱动下动作会更快一些。
第二，处理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对多数金融机构来说，存量资产相对大，增量资产相对小。故此，可以先对增量资产采取强力脱碳措施，譬如在信贷、投资流程中，开始增加碳排放、ESG等评估指标，将潜在的高碳资产堵截在外。假以时日，资产碳强度就会平稳下降。对存量资产，金融机构则有必要做好碳排放基数的摸底，并做好气候风险的评估与监测。具体地说，金融机构要核算清楚主要业务板块的碳排放总量及碳强度（譬如每百万元资产的碳排放量），依次识别出高、中、低碳资产的情况，分类施策；还可以参考TCFD的政策建议，对存量资产做气候变化的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估算在不同情境下（温控1.5度、2度等）资产质量变化状况。
第三，把握科学与艺术、追随与领先的关系。不少金融机构担心，与范畴一、范畴二相比，范畴三太大了、太难定量测算了。此话不假，然而这不仅仅出现在金融机构范畴三上，任何一种价值链较长的行业如汽车、电子、服装等，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企业及金融机构可做的，是根据最新的气候科学，尽量精确地估算，再由管理层综合多种因素来决策。可以说，金融脱碳目标的设定是气候科学与领导艺术的结合。在实际工作中，同侪压力往往是影响较大的因素，这是考验金融机构是愿意采取追随者策略还是领先者策略。从过去十多年绿色信贷发展史看，如兴业银行等采取领先策略者，非但没有因为提高贷款绿色标准而丢掉优质客户，反而提升了综合竞争力。相信在这一轮金融脱碳竞争中，同样会有金融机构“率先搅局”，提出脱碳目标和时间表。
综上，金融机构脱碳是可行的，符合政策引导和市场转型的大方向。银行、保险、资产、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制定目标和时间表。这个过程可以循序渐进，先提出范畴一、范畴二的碳中和目标，再覆盖范围三，实现全业务链条脱碳，助力中国建设零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