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一周年未接到任何任命，肖钢究竟去哪儿了？

肖钢卸任证监会主席一职就要满一周年了。估计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位证监会前主席。比起肖钢的几位前任，肖钢离职后的消息少之又少，搜索页面上和肖钢有关的新闻，大都还停留在2016年2月。牛市、股灾、救市、熔断，2016年年初，A股还处在旋涡之中，危机四伏。终于，2016年2月20日，铺天盖地的消息传来，肖钢卸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正式掌舵了证监会这个媒体称之为火山口上的部门。

据说证监会主席是中国最难做的官之一。在中国股市20多年历史上，证监会主席就换了八任，肖钢是在位时间第二长的主席，干了三年。想当初，肖钢也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要把股市搞好的……结果历史倒是创造了，却黯然地离开了。

查阅历任证监会主席卸任后的情况，可以发现基本每一位都接到了新的任命安排，并且两次任命之间的间隔时间并没有很长。

在前七任证监会主席的任职表中可以发现，除去肖钢以外的六人都在卸任之后得到了新的工作安排，无论是像周小川、尚福林等继续在政府机关任职亦或是如刘鸿儒在学术领域继续金融研究工作。

比起前任，肖钢离职后的消息少之又少，在公众面前完全消失了。此前，有媒体统计发现，历任证监会主席的职位变动后大约不超过3个月就会有新的任命，但肖钢却是个例外。卸任证监会主席近1年，肖钢并未接受任何任命。于是，肖钢到底去哪了——这成了一个“谜团”。

2016年2月20日，刘士余临危受命接棒肖钢。他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经过一年的深耕，资本市场有了更深层次的改观，徐翔被审判、化解“野蛮人”入侵、抑制炒壳、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亮剑“资本大鳄”等一系列举措陆续出台。

大家都会犯错，A股也一样，但监管的一大任务就是将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回顾肖钢执掌的中国股市，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政策试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创新也的确很多，但结果却往往不随人愿。就像熔断机制，最初是股灾时期由投资者自发提出，监管层看在眼里并很快将之落地，结果好的初衷变成了资本市场上的又一次屠杀，这些都需要监管层和投资者共同反思。

刘士余主席接任后，将重点放在监管与政策修正上，比如严防“野蛮人”和推进IPO注册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A股的顽疾，这是千疮百孔的A股成长中最重要的一步。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个平稳运行的市场已经呼之欲出。

证监会主席离职的三种方式

据小编梳理，7位前证监会主席中，目前离任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平稳退休（挂闲职）、提拔或外派、因事被免。

进一步分析看，7位前证监会主席中——

6名有过央行副行长经历（彼时的央行，还属于大央行，三会尚未完全独立）；

均有商业银行行长经历；

党内级别看，刘鸿儒和周正庆为时任候补中央委员。后4任，周小川、尚福林、郭树清、肖钢均为时任中央委员，证监会的党内地位是逐步提高的。另外，目前周小川以副国级高配央行行长，郭树清、蒋超良等外派大省做省长，体现出高层有意栽培金融高官，打破仕途的天花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7名主席的履历中，很难发现有分量的证券从业经历。而从美国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任前均有法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履历；从香港来看，历任证监会主席中有过法律、证监会、证交所、银行等经历。可是在中国，问题来了，证监会是国务院正部级事业单位，可供提拔的金融机构中几乎只有大型国有银行或个别保险机构的一把手是副部级，券商基金在行政级别上不够格，而行政化难免抑制机构的创新和效率。

下面我们将将细数7任证监会主席在“熊牛斗转”的股市中，是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抑或被大浪拍倒的？

1．刘鸿儒

任期：1992年10月-1995年3月

大事件：“8.10”风波、327国债期货事件

刘鸿儒是首任证监会主席，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指定。

1992年，全国股票狂热、深圳“8.10”风波爆发，证券市场处于危急存亡关头，刘鸿儒“救命于危难之际”。

同年10月，朱镕基指定刘鸿儒出任证监会主席。上任当天，大盘下跌了9.43%，次日再跌11.18%，直到其到任一个月后，跌势才止住。面对股市乱象，刘鸿儒从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入手，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从股票市场规范监管入手，建立健全监管机构，清理非法经营活动，查处违法案件，发展机构投资；同时，推动证券立法和理论研究。

刘鸿儒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懂资本市场的官员。在任期间，中国股市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国股市由此经历了启蒙期，同时他也开创了一个官方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博弈时代。他主要完成了三大工作：立法、组织机构投资者、规范市场。他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

世事难料。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该事件被称为中国证券史上的“巴林事件”，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第2天，万国证券发生挤兑，后和申银成立申银万国。3月31日刘鸿儒被免职。4月，管金生辞职，于1997年被判刑17年。5月17日，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 9月15日，尉文渊被免去上交所总经理一职。

刘鸿儒，他在一个重大事件后上任，又在另一个重大事件后卸任，上证指数从接手到离职几乎是回到了起点。既是巧合，也是命运安排使然。

2．周道炯

任期：1995年3月-1997年6月

大事件：十二道金牌

周道炯上任后，沪指震荡下跌，一直到他上任10个月后，沪指跌到512点，才开始反弹。

为把“327”国债期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周道炯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他在1995年4月上任，5月就宣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由此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无金融期货品种。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在90年代中期，股价长期低迷。有人声称从云南运了两车炸药到北京，要炸掉证监会。周道炯体会到了投资者的不满情绪。

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争夺金融中心话语权而恶炒本地股票，引发了“全民炒股”的乱象，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掉耕牛盲目入市，市场风险十分巨大。面对市场的火爆情景，周道炯反复要求加强风险教育，1996年12月的“十二道金牌”，以及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股市应声而下。终于在这年年底将“牛头”强按了下来。但次年5月就再创新高。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扭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面，他向中央提出：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在此期间赚钱的投资者最多。离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3．周正庆

任期：1997年7月-2000年2月

大事件：“5.19”行情、恶庄遍地

周正庆任期内，发生了至今仍被股民们津津乐道的“5.19行情”，上证综指从1070点，经历长达两年的上涨，最终达至2245点。

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况且，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在周正庆时期，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他亲自主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唱多，甚至给股市带来持续两年的上涨。周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甚至他利用出访机会，与格林斯潘探讨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必要性问题。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5·19” 行情。

1999年5月17日见底1047点，此后”5·19行情“启动，股市展开了一波凌厉的攻势，1999年6月30日达到1756点，涨幅达68%。同年6月15日，社论调控股市的一幕再次上演，《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反弹的结束，而只是恢复性行情，是长期上升行情的良好开端”，“股市的指数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势正常，热点正常”。

政策呵护，股市高歌猛进。6月25日，股市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64点。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9月9日，证监会又发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3类企业获准进入二级市场”的重大利好政策。

在周正庆的任期内，国内股市在少有的宽松政策之下，出现了疯狂的坐庄现象，以致于发展到后来几乎是“无股不庄”，恶庄遍地，恶意操纵和违规层出不穷。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2008年，他依然对政策干预和调控股市的坚定信念不改：“据我的经验，没有市场底，只有政策底，政策到位了，下跌的指数就到底了。只要我们组织好调动资金，有足够的资金果断入市，使广大投资者看到政府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信心的问题。”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周正庆说：“股票的价格跌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票它缓缓下降，不断地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然后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1元多钱。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1元多从你那儿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

4．周小川

任期：2000年2月-2002年12月

大事件：核准制、暂停国有股减持

2000年10月8日《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揭露，将基金黑幕问题推向了顶峰。吴敬琏针对“基金黑幕”发出的“股市赌场论”，终于引发了一场论战。“千点论”、“推倒重来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周小川，正以此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退出历史舞台。6月1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险资金暂行办法》公布，财长项怀诚和周小川在不同场合都称其为利好。

然而，股民用脚投票。自当年6月14日沪市出现2244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不久就掉头下跌，击穿了1600点。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这项由五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办法，只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到了2002年6月更进一步废掉了。对于这个结果，周小川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是屁股的高兴还是脑袋的悲哀？是周小川战胜了财政部等行政的大风车，还是向股民、券商、上市公司这些另外的大风车投降？

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股市却整整经历了5年熊市，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5．尚福林

任期：2002年12月-2011年10月

大事件：股权分置改革和6124点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2005年6月，终于跌破千点，这正是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股市由此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这波行情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

他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而国有股减持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连续5年暴跌。这也迫使自己主导的股权分置改革完全变成了背水一战，毫无退路可言。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2005年5月15日，尚福林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6月，证监会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一年时间，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72.81%，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市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市场。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

6．郭树清

任期：2011年10月-2013年3月

大事件：70多项改革

18个月、506个日夜，是“学者型官员”“改革家”郭树清在证监会任职长度，也是历任证监会主席中任职最短的主席。郭或许很尴尬，在他继任证监会主席一年来，A股市场一路跌跌不休，其上任的第一年内上证指数大跌逾400点。

尽管郭树清在股票发行与退出机制以及公司分红和价值投资构建中成果颇多，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中国股市到底该如何定位？这个困扰证监会多年的问题仍然没能明确。

从上任第11天，郭树清作为证监会主席首次公开露面，就提出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当天不慎摔跤的小插曲，还成为后面调侃的小话题。并且在之后的一系列时间里，提出各种完善新股发行改革制度、退市制度、内幕交易“零容忍”、推进新三板、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加大机构创新力度、建设OTC市场、转融通、加大QD/RQFII海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等，这些政策的每一项都在完善A股投资价值。上任的506天里面，郭树清提出的制度调整达到70项之多，堪称高效。

上任后不久，他在一次内部场合中提出的疑问：“IPO不审行不行？”；在市场热衷炒作创业板、中小板的时候提出“蓝筹价值”；在2012年11月2日发完浙江世宝后，停发A股4个多月。

其在任期间，资本市场生态整体向好，虽然沪指还是从2468.25点降至2278.40点，跌幅7.69%。但中国A股市盈率，也从其上任前的12.18倍降至11.72倍，而更具投资价值。

资深中国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Eswar Prasad表示，郭树清可能威胁到了大型国有银行、省级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之间的舒适关系，这可能是导致他调职的原因。更有甚者因此猜测郭任期内力推改革，严审项目，暂停IPO，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所以被调去当山东省省长。

7．肖钢

任期：2013年3月-至2016年2月

大事件：股灾、熔断、注册制

2013年8月16日，履新5个月的肖钢遭遇“光大乌龙指”事件，事后13天，肖钢主持一场内部讨论会议，要求吸取经验教训，控制市场风险底线。上交所当天领到新任务，即研究“熔断机制”。

2014年市场最低谷时，有人提出了“5000点不是梦”和“对熊市最后一战”。接下来的事实是，出现了全民狂欢的牛市节奏，股市高歌猛进直上5178点。在全民憧憬6124点重现、甚至10000点的时候，罕见暴跌开始——从千股跌停、到千股停牌、再到千股涨停，从跌停到涨停、从涨停到跌停。

肖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不过，A股从2850点开始反弹，市场信心和人气本已逐渐恢复。让绝大多数人没想到的是，2016年新年首周，实施“熔断机制”的4个交易日，千股跌停的噩梦再现，A股总市值损失高达7万亿元。

实施熔断机制原本旨在阻止股市急速暴跌，保护投资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熔断机制的自动暂停交易反而加剧了抛盘。2016年1月7日，上交所仅交易29分钟就宣告收盘，为史上最短。

2016年2月2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士余为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免去肖钢的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职务；国务院决定，任命刘士余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免去肖钢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

至此，始终为亿万股民所聚焦的中国证监会终于迎来了第八任主席。

本文摘自博览财经专供机构的《首席证券内参》（电话：[phone]）。相关资料来源于凤凰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