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盛宴 | 童世骏、甘阳、吴晓明、孙向晨在复旦说了啥……
本次活动对话嘉宾有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甘阳教授，上海哲学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活动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主持。
当晚，复旦大学吴文政报告厅座无虚席，400余名校内外师生听众济济一堂，共同分享这场思想的盛宴。昨晚未曾到现场的你是否正在懊悔错失一次听取大家对话的好机会呢？没关系，小编特地摘取本次讲座老师们的部分语录，让没来的同学不再有遗憾！
大家知道，童老师是著名的学者，在西方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领域都很有建树，尤其对现代政治哲学有深入研究。但是我们童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童老师那里显然有着两种话语体系，一种是作为学者的话语体系，即作为童老师的话语体系，另一个就是作为童书记的话语体系。今天正好有机会，让我们看看童书记怎么游走于这两种话语体系之中，估计童老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位是我们的甘阳老师。特别感谢甘阳老师为这次我们活动远道而来，大家知道甘阳老师特别会制造话语体系，在这几十年中，他提出过很多说法，很多年前，他就说要建构文明国家，结果讲文明的人不理他，讲国家的人也不理他；他还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结果儒家骂他，社会主义者也骂他；他还要“通三统”，结果每一统的人都不理会其他两统。所以，我们看到要建构一个话语体系，不是很好玩的事情，既有的话语体系有着强烈的抵制，甘老师建构了很多话语体系，应该经常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吧。
最后是我们的吴晓明老师。吴老师是我们的“地主”（全场笑），是我们复旦马研院的院长，精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吴老师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中国学术界要走出学徒时代，中国的学术要“自作主张”。但也有质疑自作主张是不是就是自说自话，究竟什么算是自作主张，什么算是自说自话，今天我们也有高度的期待，想听听吴老师究竟怎么来做这样的区分。
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成功意味着前两个阶段的任务，分别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国际法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讲，在1949年得到了验证；而在经济上，在综合国力上，应该要到改革开放取得很大的成就，到2010年后，站立起来的目标才完全实现。现在，是我们可以谈论中国怎么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论述，特别是复旦哲学学院的研究生会在讲座预告上引用的那些话，我觉得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显示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之后，我们真正开始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训现在仍要牢记，但中国潮流对于世界本身的影响必将更大。
罗素在将近一百年前，在英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问题》，在这本书里面，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人有非常非常多的赞扬，他对中国的赞扬到什么程度，他说中国人的毛病也比西方人的毛病要好。好在什么地方？他认为中国人的毛病是只害自己，而西方人的毛病是要害全世界。他讲的关于中国人的三个毛病：贪婪、冷漠和怯懦，还是梁启超逼着他讲的。梁启超跟他讲，你既然是中国的朋友，不能只说中国好，要留下一两句忠言，他说这个毛病，不像西方的暴力、破坏，对权力的崇拜，会祸害全世界。
我坦率地讲，罗素讲的这三个毛病，我们曾经非常成功地克服过，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是比较遗憾的，要完全克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么这样一些毛病，恐怕已经不只是危害中国人，如果更加严重的话，还是会危害全世界，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要研究实践如何解决全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讲话当中也讲到，要提供解决人类问题、全球问题的中国化的方法。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物质生活成功脱贫以后，精神生活的脱贫。在全球范围内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宗教、信仰、传统世界观，要为当代世界的人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支柱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面对这样一个任务，中国人可以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中国从来不主要靠宗教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显示我们文化这样一个优势，然后也起到一个启发、示范的作用。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类手中的武器、他的工具、他的手段，已经到了能够犯整个人类都犯不起、没有后悔的余地的一些错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这样尊重常识、通情达理、重视生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会让我们真正“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使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完成前面三个主题，而且完成好第四个主题，即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国的荣誉。因为只有承担好了大国的责任，才可以实现大国的荣誉。
只有在自己的文化自信奠定起来之后，你来构建你的话语体系，你才会真正相信，你才会非常有信心，而不是自己底气不足，胆量不足。
假定你说什么无非是想听到别人的赞扬，听到别人的肯定，这恰恰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没有足够文化信心的表现。我们什么都需要外国人来肯定我们，渴望拿到诺贝尔奖，渴望世界一流大学，所有这些东西说到底，无非就是你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不算数的，要让别人来评价你。抱着这种心态还要构建中国话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希望西方说你好话，其实就是要按照它的逻辑把自己打造成为更符合西方评价体系的样子。这样的心态，经常会是你无意识的心态，这种心态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
如果你被骂了，你就想要讨好他，希望他说你好话，这是大忌，人人都希望别人说你的好话，这会使人丧失自己的性格。我们需要非常强的自信心，你做得对，做得好，你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不是他说你对，你就觉得对，也不是他说你做得好，你就行了，你就站住了。
如果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越来越有肯定性的评价，越来越希望让自己的小孩多读一些国学，这才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这一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朗。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是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当中产生出来。”在这样两个方面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巨大张力。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在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今天，通过整个现代化视野，我们民族抵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现代文明的限度，被中华民族最先到达。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它开始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当中去。现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把它看成是很高的要求。黑格尔把现实看作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又看作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它是很高的学术要求，很高的思想和理论要求。
除非我能够深入到本质当中去，除非我能把握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否则的话，我连现实碰都没碰到，离它很远。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一个实质性方面，在于讲中国语的学术，能够真正切中并揭示中国的社会现实。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的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对外学习，学徒状态；另外一方面，是自我主张。这两个方面是不是有点冲突呢？我认为不冲突。在整个现代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对外学习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而今天的学术转折，是能够在文化复兴的基础定向上，确立它的自我主张。因此它实际上是要经历文化结合锻炼的过程，黑格尔讲古代希腊就是如此。他认为希腊人，一方面背负着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它面对着事实上更高的东方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
当时希腊人看起来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垮了，但是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他们终于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我想这一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来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摄影：于明志、郑彦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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