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泣忆我的恩师余开祥教授

左一为余开祥教授（摄影：刘畅）

我校余开祥教授于2017年2月1日逝世，享年96岁。

余开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1922年7月出生于浙江江山石门镇。1941年衢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当时迁至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两年后，因不满该校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转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毕业，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西欧经济和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20世纪50－70年代，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政治学、世界经济专题等课程。余老师教学中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教书育人，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他先后编写了《西欧各国经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等专著。他曾提出特区要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大胆探索宏观上有效控制、微观上搞活的新经济体制，上海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步伐等主张及上海迈向 21世纪应注意的一些战略考虑等重要论断。

本文为余门弟子汪新芽校友对余老先生的悼文，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老先生走好！

文 /汪新芽 （世界经济研究所1993级硕士、1996级博士，现任美丽境界投资创始合伙人）

依稀记得第一次见到余老师是9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走进掩映在绿荫丛中的先辈鸿儒聚首的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在那里我咨询他老人家考研的事宜。1993年秋，我正式考入世界经济研究所并成为余老师的学生。由于我的本科不是学习经济的，除了所里的正式课程外，余老师还要求我每周读一本书，写好读书笔记，而我提交的笔记每一篇他都认真批阅，对于我幼稚的想法给予悉心指正。三年下来，在他老人家的指引下，我总算是对于经济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图为2010年7月16日晚，40余位世界经济研究所师生和新老领导庆贺余开祥教授89寿辰。本次活动是由余开祥教授的学生、世界经济研究所93级校友汪新芽女士（左一）倡议并资助举行的。

1995年余老师不幸患上胃癌，那时我的毕业论文刚刚开题，他在病中仍不忘指导我的研究和写作。论文前后修改了很多次，记得他看完初稿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其中推理和思辨尚显薄弱，还让我读了他指导的学长的论文底稿。最后一稿他读完后笑眯眯地对我说，汪新芽，你看，你写作的功底是不错的，加上这段时间踏实的研究，这篇论文还是有质量的。余老师不但指导我写文章，还帮助我把其中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后来有几篇还被选中集集成册。这对于初读经济学的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图为余开祥教授（左二）及夫人陈锦歙（左一）参加2010年4月3日抗战时期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旧址纪念馆开馆仪式

我博士毕业后在海外多年一直未能回沪拜望余老师。2010年3月得知当时已近89岁高龄的余老师要到重庆参加复旦大学抗战时期北碚旧址纪念馆的开馆仪式，我特地从香港飞去重庆看望了精神矍铄的余老师，虽然窗外仍是春寒料峭，但师生相见，夜话往事，却倍感暖意融融。

2013年，我回到上海定居后再去看望余老师，他仍是思路清晰，对于我的事业生活分外关心。知道我在做投资欧洲的并购基金，他还找出了当年在欧洲做访问学者时的照片给我看。当我谈到打算在张江开个小咖啡厅的计划时，本以为老师会批评我不务正业，余老师却笑嘻嘻地说，汪新芽，等天气暖和了，你带我去那里喝咖啡吃披萨。在那一刻我被老人那孩童般纯真的笑容感动了。此后，心里总想着等到天气暖和了，带他来张江转转，但总在不经意间错过了。而如今，上天已经不给我这个尽孝的机会了。

我从1992年开始接受余老师的教导，二十五年来，当年学习的知识或许已经忘记，但余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恬淡的生活方式却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很后悔年前没抽时间去拜望老人家，总以为他说的可以活到110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后悔没有找时间带他到我的公司看看，总想着做得再好一点展现给老师看.....但无情的时间不允许太多的总以为。如今余老师已经驾鹤西去，但他的谆谆教导会永远伴着我未来的人生路。余老师，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