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繁荣 —王志纲揭底中国暴富狂飙之谜（经典长文）
编者按
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
一、财富的奥秘，一个被忽略的阿里巴巴山洞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至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财富百分之百是新的增量成果。但真实情况呢？实际上，新增财富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而其它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财富来源是中国人不知道的，也是西方人看不懂的，甚至享受在福泽中的那些国人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中国迅速暴富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实是国有资源进行商品化、资本化的作价和溢价。这就好比一个历经千年积累形成的巨大压缩饼干，被资本之水浸泡后迅速膨胀，变得异常庞大不可想象。但当打开千百年的历史画卷之时，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历史的补偿”。一切都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现而引发。
首先是公有化运动，中国的公有制主要分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其中国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高级形式。毛泽东时代，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下实行了暴风骤雨般的公有化运动。第一是工商业改造，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第二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制。直白的讲，就是用最直接、最强势的方式，几乎不花一分钱，一夜之间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
而对比同阶段的英法美日等国家，由于倡导“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权信条，而且生产资料在几百上千年里已基本完成市场化作价，潜藏的财富价值已经开发殆尽，所以不以赎买或者其他付出较大成本的方式无法获取。这就像吹一个气球，西方国家因为非常透明，已经吹不起来，一吹就要爆了；而中国则像吹一个牛皮，怎么吹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不过西方观点也罢，国内公知也罢，都认为共产党的这种公有化就是阶级斗争和剥夺，因此都加以严厉批判。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白驹过隙间完成的国有资产原始积累，反而为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改造清除了障碍、创造了前提、铺平了道路。这正像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做为补偿的。否则，中国怎能30年就实现全世界罕见的城市化，20年就实现快速的高速公路化，10年时间就实现高速铁路化。所以我们讲财富的秘密就在这里，用10%的引子，催化了90%的存量，建成了整个人类历史极其罕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回过头说公有化，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中外公有化历程的迥然差异。举个国内公知极力推崇的例子，比利时城市中心的一个烂房子里因为住了个乞丐，所以拆不了迁。这个乞丐为什么不搬出去呢？他说了句“伟大”的话：“风能过，雨能过，国王不能过。我就不让你们拆，民权大于一切，民主自由大于一切。”最后无论如何也拆迁不了。他竟然因此成了一个所谓“天赋人权”的丰碑。而印度到现在也没有建成一条高速公路，为什么？因为“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
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在一个地方做项目，那里的开发区做得很成功，速度快，效率高，运作顺畅。后来人家告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地方之前是个劳改农场。因为属于公有制性质，不涉及拆迁和补偿等问题，因此开发起来就很容易。这个例子就充分折射了“公有化遗产”的特殊价值。但这真叫人哭笑不得：道义上我们谴责它，但从国家和民族发展上我们还得感谢它。
在此基础上，仿佛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土地、森林、湖泊、矿藏、通讯、航线等资源一股脑的都要变成国有资产，一个巨大的宝藏喷薄欲出。而目前中国也在利用PPP等模式将这些资源变现，其中一些已经实现了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回想过去，这些年暴富的矿老板、电信巨富、石油大亨等其实无一不是借此方式实现暴富的。在中国，这样的资源作价事实可以说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将农民的劳动成果用作工业化积累。30年前中国的剪刀差现象尤为严重，其中农民是重点。例如，农民的粮食可能本来值两毛钱，而共产党用剪刀差的方式七分钱收购，差价的一毛三就被盘剥出来，统统被用来买车床、购设备，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剪刀差谁都承认，但没人算过这里面的账，其实不过分的说，中国那仅有的城市基础和工业基础还是农民贡献出来的。回首建国三十年的发展，国家经济日隆的背后其实是透支了人民的经济富足和生活幸福。当然，虽说客观上这是中国特色生产力结构的需求，但主观上我们父辈、祖辈们的艰苦卓绝是绝不该被忘记的。
习大大说要打通过去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他看到了两个三十年前后辩证统一的关系。毛泽东那三十年的生产资料和资源大统筹为后一个三十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则让中国迅速崛起，但其核心还是前三十年和之前累计下来的生产资料进行市场化、资本化的结果。因此，这个搞清楚以后再对今天的繁荣和发展进行探讨，那才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二、财富的泡沫，人民币币值是否被高估？
探讨中国经济现状之前，我们先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
战后日本经过近20年持续增长取得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速发展成就。而随着进入“平成景气”时期，也就是1987年6月到1991年2月，日本开始了为期51个月的泡沫经济发展阶段，这给日本经济孕育了深刻的矛盾并留下了严重的后患。在这场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日经平均股价就已经开始上涨；1986年，日经股价在1-12月间上涨44.1%，从而拉开了泡沫经济的序幕；1987年地价暴涨，在地价涨幅最大的1988年，全国平均上涨了21.7%，其中三大都市圈上涨了43.8%，东京圈的涨幅更高达65.3%，日本泡沫经济全面爆发。
在此期间，土地投机严重，银行地产融资推波助澜，民众赚钱异常容易，很多人都去炒股炒楼，更让人瞠目的是，东京的房价最后甚至被炒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海外购买军团则走遍全球，买汽车、买豪宅、到处旅游，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浮夸躁动之中。种恶因必得恶果。最终，1990年10月1日，东京股票市场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日元，跌幅达49%，股票市场的时价总额瞬间消失270万亿日元！这就是著名的 “黑色星期一”，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的起点。自我作践必然自作自受。日本经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型，整个社会进入了长时间的大萧条状态。
〉读不懂的中国消费
这些年来，我几乎走遍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但我发现自人民币升值以来，欧美国家的物价已经逐渐和中国持平甚至比中国便宜。比如，国外的一双髙尓夫顶级运动鞋七百元，国内至少三千元；国外打一场高尔夫球也就10美金，而国内类似球场竟要2000多人民币，而且享受的环境、服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国外30万美金可买一套别墅，而五十万美金在深圳连套房子都买不起，按现在的住宅物价，300万人民币只能买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样的消费现象在不知不觉间产生，却已经真真实实的出现在我们身边，而且仿佛似曾相识。
种种这些非常值得思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典型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经济靠投资、出口拉动已经不行，必须要靠需求拉动。而事实上呢？这巨大的消费需求确实存在，但却不能在中国被满足，反而全跑到外国去，其根本还是我们被虚荣遮住了眼光。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高估？
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貌似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为什么价格却增加了几倍、几十倍？其实这是资本假象和资本幻象在起作用。它首先集中反映到汽车、奢侈品等方面，然后逐渐延展到吃住行游购娱等高端消费。现在我们都觉得货币不值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然导致货币刺激，这跟美元、日元对冲的全球化影响有关。而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你不升值，就被别人泡沫化；你不泡沫化别人，别人也会泡沫化你。所以无论根据量化宽松也好，根据安倍经济学也罢，人民币一定要在国际大势里对冲。归根到底，人民币升值本身是一种虚化的概念。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深深的感到国际市场上人民币被高估了。
而人民币被高估必将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后果：
1，资本外逃，消费力外流。由于人民币被高估，而国外的物价相对便宜，质量和服务也好，所以驱使消费者去国外疯狂消费，导致资本和购买力外流，反而拉动国外的消费。
2，出口受阻。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更贵，成本优势丧失，引起出口受阻。账面上中国虽然有上万亿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这个局面不能扭转，两三年内将面临坐吃山空的危险。
3，造成人心浮躁，投机涌现。就像日本泡沫化的过程一样，炒股的人不惜卖工厂实业，意图靠对赌杠杆撬利，结果股市狂跌缩水平仓，一下回到解放前；炒房的人已经把深圳变成投资者的天堂，年轻人的创业和出路逐渐被断送，谁都想不到深圳的房价竟能从10年前的每平米六千块涨到现在的每平方米六万块。这样下去，取巧投机将一发不可收拾。
从本质上讲，资本就是杆杆、信用、风险。现在的问题是高杠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以时间换空间，只顾眼前把灾难往后移。如果说中国以前是“全民皆商”，现在则是“全民皆资本”，甚至流行一种说法——“券商满街走，上市主席多如狗”。但当投机变成全民运动时，只会加速泡沫破灭，风险必然到来。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前文提到的日本80年代泡沫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所以要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惨剧，也真到了且行且珍惜的时候。水涨自然船高，但水落必然石出。泡沫破裂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地产，受损的也将是靠资本溢价获得财富的那帮人，毕竟浮财掩盖着的脆弱繁荣终究会云消雾散。
三、财富的狂欢 众生相
这些年财富爆发带来的脆弱繁荣之下，也涌现了一大批赚得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哪些人呢？主要有三类典型代表：
〉第一类是国有制企业。
保利、中信等这些国有制企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他们惯常的做法是派了几个人带着一两个亿的启动资金，然后利用国有企业的背景，贷款套利，低成本获取资源，很快就可以滚出个几百亿，而这样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国有企业里。就像很多银行和政府的官员所说，“跟国企的人打交道不发怵，没政治风险，他们贷了几百亿盘不起来也没关系”。同时这样的事从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资平台，俯拾皆是，官商关系微妙异常，而效率却极其低下。因此有个说法，西方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毕竟“肉烂在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
究其根本还是这些人获得了一种治外法权，不仅分享溢价收益，而且在官商生态中能够更直接、更肆意的获取暴利。
回到现实，我们发现“小道理”还是要服从“大道理”。中国经济一路走来要三个东西：
第一要公平，毛泽东要公平。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说的一样，那个时代的革命貌似伟大并希冀着走向一个很伟大的归宿，但其实是走向了地狱，全民受难。事实上，整个中国也确实随之进入了一种垄断、独裁、专制的阶段，所以毛泽东要的是公平。但这种没有效率的公平，本身就很难成立，由此也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
第二要效率，邓小平要效率。因为没有效率中国就不能往前走，“摸着石头”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带来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而最终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势和暴富。但这个过程中自然出现很多问题，包括社会腐败、两极分化等。怎么办呢？
我认为，下一步习近平要的是权力。众所期待的国企改革方案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国进民退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强做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呢？因为习近平意识到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是推动不了的。因为这次改革不像原来那样还有很多人积极推动，而现在的各个层面已经存在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少不了转大弯、过大坎。就像习大大在谈改革中说道，“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单靠民营经济是不行的，充其量多增加一些税收。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在组织上、机制上、人才上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控制，为中央集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我认为，未来央企、国企在新的治政逻辑下还将继续发展继续壮大。
〉第二类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一道奇特的风景，就是红帽子集体企业。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一边搞改革、搞开放、搞市场经济，一边又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本色。
江苏华西村
而这个过程中就涌现出一批精明的、狡黠的、深谙中国国情的一批人，如村支部书记，他们利用大包干的方式通过“挂羊头卖狗肉”的方法实现了暴富。最有名的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横店、山东的南山集团等。比如横店通过并村把几十平方公里变成上百平方公里，土地作价后瞬间坐拥数千亿的资产，开创了响当当的“横店模式”；南街村也用上百亿做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典范”。
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投国家政府之好，嘴上坚持社会主义，坚决不摘红帽子，以所在的一亩三分地为中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建立“根据地”，但却外圆内方的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对接，几百亿的从银行贷款，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人懂得土地的价值，将土地死死攥在手里，因为“给共产党用不如自己用”。他们甚至不通过行政划拨，直接通过商品化、市场化，一下子几十倍上百倍的翻番溢价，摇身一变就成了巨大的暴富者和成功者。更可笑的是很多政治人士还把他们当成“社会主义样板”，很多五毛们更是为他们“摇旗助威”。
但懂经济的人一看便晓那是“皇帝的新衣”，因为屁股都露出来了，说透一点就是打着旗号玩弄资源、资产、资本的转换关系。但他们自己的解释则叫“外圆内方”——“外圆”是一定与市场对接，“内方”则坚决自己所有，可谓名利兼得好事占尽。当这些人死后就把资产统统的传给儿子，就这样，一个个极富封建主义特色的红帽子形象堂而皇之的游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你又不能指责这个“杂种”，因为经济本身就是扯不清的东西，况且存在即是合理。
〉第三类是民营企业。
以王健林为代表的这类民营企业家也成功赶上了这次盛宴。王健林的成功要诀其实就是紧紧绑定政府，并顺利搭上了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快车，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泡沫增长中分享了巨大的财富。王健林死守“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原则，从不与官员搞地下交易，但却通过三大武器——城市综合体模式、快周转建设速度、军事化管理团队，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为官员升迁带来政绩。
其结果便是：政府政绩有了，城市形象有了，万达利润增加了。但这个财富的利润是如何来的呢？这里就是土地的秘密。不夸张的讲，王健林的绝大部分财富来源就是生产资料溢价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结果。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大大小小的其他民营房地产企业家身上。
30年前我就说过一句话，“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双轨并行的时候，绝对是腐败的高发期，这没法避免，也是必然规律。因为一旦形成二元经济，就很容易形成寻租和设租；实行双轨制必然官商勾结，所以现在抓腐败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郭广昌就是眼前的例子。
因此，伴随着国进民退而产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无不在这场财富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饭。通过获得治外法权，或寻租设租，或垄断资源，或官商勾结，都找到了通往财富大门的密匙。而这一切都是在高速城市化、房地产化的过程中悄然发生，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
回到现实中来，水落石出以后，下一步能支撑中国前行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实业和制造业。所以董明珠说过：没有制造业，马云算个屁；中国只能有一个马云，但要有若干个董明珠。比如华为已经一骑绝尘的创造千亿营收规模，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五百强。但事实上，任正非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专注于实业20年的苦心经营。所以中国不是不能做制造业，而是因为人们都被短期利益诱惑而沉不下心来。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任正非才能顶得住，但如果能顶得住，就都能在这场商海中挺过来。董明珠能成功也是因为她长时间的坚持坚韧。虽然营销出身，但她继承了前任的科研精神，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烧开了这锅老汤，着实不易。而我们大多数企业哪里能坚持二十年，在三年五载间就被周边所影响、捆绑。所以水涨船高泡沫化的时候任正非和董明珠们能够坚守，水落石出时他们的优势也将表现出来。
当暴风雨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最朴质的那几句话：第一是尊重常识，第二是敬畏规律，第三是把握本质。本质是什么？就是以史为鉴，以日为师，那么日本当时怎么从泡沫化中扛过来的呢？回过头看，真正撑住日本经济的还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如果没有这么多制造业企业，日本经济恐怕早就完蛋了。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很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些被指责成“迂腐不化，一生悬命”的制造业者现在反都成了英雄，而那些备受推崇的“投机英雄”则纷纷倒下成为历史笑谈。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本质、规律、常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业不是不能做，不是没有出路。而恰恰相反，中国巨大的市场已然为千千万万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发展条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我们前瞻中国经济命途归宿并俯瞰宏观产业结构时，一边开始认知到泡沫经济难以为继破灭到来的必然，而另一边我们也已经看到制造业和实业发展壮大绝非偶然且实属必要。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因此，小而言之如东莞、佛山的精工制造业，中等规模的如华为、格力等名企优企，大而论之如中国的核能、高铁等，都将是中国经济救命的稻草和真正的希望。时代呼唤英雄，这些企业也将成为中国未来能够仰仗的基石和真正的脊梁。但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未来的时代就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除了制造业之外，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内容产业也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重要力量，我将会在下一次沙龙中专门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内容为王。
总之，这就是暴富的秘密，这就是脆弱的繁荣，这就是未来的出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通过打开财富的阿里巴巴山洞，理解泡沫经济繁华背后的真相，才能找到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道路。
在全民资本化的过程中，大到金融寡头都在玩资本、玩并购，小到中小老板也纷纷加入资本市场兴风作浪，这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现象非常相似，因为过度资本化最容易产生泡沫进而导致社会失衡，这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我们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
▲编辑：刘懿德（智纲智库深圳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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