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上海有什么好？丨社会科学报
原题：“之间城”和“之间人”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 梁元生教授
“入城问题”:开放的文化传统
上海的本土文化，具有深厚的吴文化底蕴及地方特色，如方言、戏曲、饮食，乃至一些生活习惯，皆有其独特性。但总体而言，上海人并不因为其清晰的文化身份及地方认同而排斥外人，他们并不拒绝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没有非常明显的排外主义。
我们知道，上海的开埠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而开埠的，与福州、宁波、厦门和广州，同称“五口”。我们仔细看看五口开埠的历史，就会发现上海的与众不同之处。其他几口，开埠时都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外人进城居住，都表示并不欢迎的态度。总的来说，这个“入城问题”是个令当时执政者以及当地居民都感到相当为难的问题，其中反对外人入城居住最烈的，是对外开放最久的广州，由于反抗的力度大，后来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爆发成为另一场中英战争。至于上海，外人入城几乎不是一个问题，没有引发中外冲突。当然，这就是以“租界”代替进城杂居的因应之道的结果，而外人也敢于接受城外划出租界作为外人居住的安排，而形成了中外分治，以后再逐渐融合的发展模式。如果要追溯更远的历史，就会看到明朝晚年上海人在参与中西文化交流那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当时，不少上海人接受了西方天主教，包括一些上海名家大族。这段历史的影响，塑造了开埠之前上海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而不是一味的仇外和反对。
提供文化人以创新空间和实验空间
上海文化中的开放性是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对西来文化如是，对南来文化也如是。回到上海开埠的历史，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开埠时期许许多多的外地人，在开埠不久后陆续移民到上海来，使到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是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city of immigrants）。与中国其它城市相比（香港除外），上海是广东人移民的首选。在鸦片战后，粤人北来上海，成为一股热潮。当时的外国洋行，所聘用的买办和工人，大部分是广东人。在开埠后的二十年中，大概有三万广东人移入上海，从事商务者有之，从事新型制造业者有之，从事佣工者有之。和外人不同的是，粤人可以居住在城墙围住的上海旧城（亦即南市）之中，和本地人比邻而居，没有受到排挤和歧视。这又证明上海人有着较为开放和包容的一面。至于后来粤人和闽人都受到压制，甚至闽粤会馆都要被逼搬出城外，主要原因不是地方文化的冲突，而是出于帮派政治的争斗——宁波人和广东人的斗争。源于外贸的争夺，也由于“小刀会”事件的激发，这场斗争是两个外来移民族群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上海本地人对外来人的歧视。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验，足以证明上海是座广纳百川的大都会，是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实验场。我举两个例子：广东人在上海开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都是带动潮流的新型商场，是市场实验，而不是传统的售卖形式与华商店铺。这些百货公司除了货品新潮，布局和人事都一新眼目，和传统商店不同，连在香港，这种新兴的商业营运方式还没有扎根。上海的成功和走在潮流之先，证明了上海市场蕴含极大的创新能力。
第二个例子是文化出版。19世纪末由广东人带进上海的《良友》画报，也是由尝试到创新而成功的例子。几个喜爱绘画艺术的广东人，来到出版业蓬勃的上海，不走文字出版的老路，希望以影像、图片为主体办一份适合新市民的杂志，于是有1926年《良友》的诞生，它要比美国著名的画报《生活杂志》更早。《良友》出版之后，一纸风行，成为全国的畅销画报，甚至透过华人的移民网络，销行全世界，成为全球化的一份画报。其中因缘，除了主编伍 49 30647 49 15262 0 0 2951 0 0:00:10 0:00:05 0:00:05 2951德、梁得所和马国亮等人的贡献外，上海的开放文化和提供给文化人的创新空间和试验空间，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西化”：有着深入思考与理性选择
从城市的外观而言，上海的“西化”是一种不纯粹的、混杂的西方文化，与纯粹西方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城市，如新加坡甚至香港，是有所不同的。上海租界的建设，由英、法、美主导，加上后来俄、德、日的参与，使得上海的“西化”模式和方向，并不清楚，也很混杂和模糊。但这种模糊，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和向外学习，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往往使知识分子作更深的思考和叩问，要求的是“哪个方面”的具体认识，而不是一篮子的囫囵吞枣。除了要求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混杂性，西方租界中的政、商、教的整合、配搭和争持，也成了国人讨论和参考的对象。比如，广学会是19世纪中叶外国人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团体，以通过出版（著书、译书、办报）和演讲，推广西方知识，传播西方文化（包括宗教）为宗旨，主要的领导人是海关税务司赫德，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我们如果仔细看广学会出版的书单，就会发现其内容相当广泛，不完全是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内中有历史和地理的，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科学的和宗教的，让当时的中国人可以通过翻译稍为了解西方的社会和国情；至于我最熟悉的《万国公报》，更是一份包罗万有的刊物，传教的分量很少，报道西方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事物占据更多的分量。从开启民智和扩展视野这方面来说，广学会有一定的功劳和贡献。总的而言，上海的“西化”并不是盲目的、媚外的，而有着深入思考和理性选择的一面。换了香港，反而有更多的单一性和规划性，是英国殖民地下的“西化”路向，在政府主导和指导之下走向商业式的现代社会，并没有深入思考“多元现代性”这个课题。
并不忽略传统学问
上海城市文化是开放、多元、包容的，它吸纳外来文化，鼓励创新。然而，上海城市不完全是追逐新潮和崇洋媚外的，它有着相当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包括相当多的传经授业的书院，如龙门书院、蕊珠书院和梅溪书院等。上海名人中，也有不少国学名家和藏书家。因此，这座城市其实并不忽略传统学问，只是我们看见更多的文化新风而已。上海文化不但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也有保持传统的一面，在多元中有制约，在开放中有保守，当中有着若有若无的界线，其中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人，包括了本土的上海人和外来的上海人，从事买办的、翻译的、文化出版的，甚至是传教的，都可以作为上海文化的代表。我称他们为“之间人”。就是生活在不同和多样的文化环境里，他们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异人和他者，又能调节自己的观念和习惯以适应新的事物。这种“之间人”在五口中以上海为最多，故此在急剧的欧风美雨冲击之下，在近代中国努力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上海的适应力及吸收力都明显地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是一座“之间城”，永远在中西之间、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和发展的契机。我相信这“之间城”和“之间人”，也是上海未来的文化定位和保住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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