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印度——来自中国台湾的观点丨社会科学报
原题：为什么是印度？
作者：中国台湾 陈光兴
曾任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会委员。现任教于台湾交通大学亚太研究院。
或许是因为过去 12年主编《亚际文化研究》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 2010年 10至 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原来只是想从旁帮忙，没想到后来越卷越深，“西天中土”成为进行式的计划。至少过去两三年在如影随形地不断转化中改变了我自身历练的轨迹。
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
在整个 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以欧美为参照加以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种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作为方法的印度”
我认为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 /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一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国，将在2026年达到15亿，超过中国的 13.5亿成为最大人口国；2015年印度经济的扩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只有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维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来看看自己的社会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地区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能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
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都根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年出生、1980年代早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1990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这一项目，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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