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之季,民族主义“逆袭”?丨社会科学报
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恰逢各国民族主义大规模回潮,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何种威胁值得关注。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强调民族权利和民族特色,主张建立民族国家。19世纪后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兴起,最突出的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计划等。当年形式各异的民族主义及其相关运动,给充满明争暗斗的欧洲局势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
原题:“一战”百年:警惕民族主义回潮
综合编译:孙西辉
民族主义挑动未来战争
从东欧到东亚,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近年来强势回归,其危险不亚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例如,印度人民党(BJP)的纳伦德拉·莫迪不久前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大选。他在古吉拉特邦主政时,印度教狂热分子残杀了数千名穆斯林教徒,警察部队却袖手旁观。莫迪还是准军事集团民族卫队(RSS)的成员。RSS与BJP的核心理念是印度教徒主义思想(the idea of Hindutva),将印度的种族理想化并支持把瑞典人描述为第一个纯种“雅利安人”的神话传说。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印度一直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核国家巴基斯坦对抗。
令人恐惧的并非只有印度,整个东亚都面临骇人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在越南,数千名暴徒焚毁了15家中国所属工厂,致使1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其理由是反对中国在南海建设石油钻井平台。尽管越南政府容许表达一些独立的政治见解,但当游行变为暴动时,它很快开始镇压,因为这种暗潮涌动的军事民族主义威胁到共产主义政权。民族主义的复兴不仅仅限于东亚,在中东的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者已经“绑架”了政府,推动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利库德集团不断壮大。
在东欧,民族主义怪兽重新觉醒,《华沙公约》时期一度隐匿的黑暗势力在乌克兰重现。公开的新纳粹主义运动不仅表现为街头暴力,还出现在政府之中。西方媒体一直“忠诚地”引用美国国务院的言辞,认为推动乌克兰反政府运动的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但事实上这场所谓的“民族革命”是由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斯沃博达党团(Svoboda party)发起的。该党的前身是右翼的社会民族党团("Social National" party),成员包括暴力准军事组织“光头党”、刑事犯和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纯化”理想的职业党棍。
富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历次战争的主要推手,并誓言在21世纪制造更大的灾祸。当然,并非所有民族主义都具有进攻性。美国的民族主义一直以“孤立主义者”的形式出现,他们不愿卷入国外战争,坚持“国内事务至上”原则。中国也是这样,其民族主义的特点是不关注外部世界。然而,新世纪复兴的民族主义并非此类,它们仇视外国人或他者。产生民族主义的国家,要么是经济问题严重腐败盛行,要么是独裁政府使民众无法宣泄政治诉求。
民族主义以三种自我实现的意识形态感染其支持者:认同感、高于一切的使命、与更大力量联合的错觉。换言之,它消融了传统的联系纽带并以各种竞争性影响力压垮个人感受。好战的民族主义常常制造混乱,界定敌友,追求一种不可能的纯粹性。因此,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势力量,是自由主义的死敌,也是挑动未来战争的威胁。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这种战争威胁给人的感受似曾相识,历史似乎正在重演。【源自5月19日美国Antiwar.com网站,原题为《民族主义回归:从东欧到东亚》】
经济不安全感助长民族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决策者采取各种保护主义和“内向型”(inward-looking)政策,成功阻止了“大衰退”演变为第二次“大萧条”,但那些措施的反全球化后果已经显现。这种新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形式,经济社会领域包括贸易壁垒、资产保护、反对外国直接投资、向国内工人和企业政策倾斜、反对移民、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政治领域包括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以及一些种族主义和反犹太政党崛起等。
引发这种趋势的原因很明显。经济复苏乏力为民粹主义政党打开了上升通道,助长了保护主义政策。此外,许多国家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当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似乎都只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业形势严峻,薪酬长期停滞。这种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对欧洲和欧元区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影响最大,而这些地方许多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赢家。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得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独裁政府鹊起。如今,类似的趋势可能正在形成。如果收入与就业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或将更接近政权。
即使在美国,经济不安全感在下层白人中间也十分普遍,他们感到外来移民的威胁,全球贸易也被认为助推了共和党内极右翼分子和茶党势力的增长。这种趋势也出现在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在那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带来民主、经济解放和快速发展。相反,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权一直掌控着国家权力。
亚洲的民族主义同样风起云涌。日本、韩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想要复兴经济,这些领导人必须应对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挑战,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失败会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和恐惧倾向的发展,甚至会引发军事冲突。中东仍深陷退步泥潭。埃及和利比亚已分别重返威权主义强人时代和专制动荡时期,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正酣,黎巴嫩和伊拉克恐将步其后尘,伊朗内部不稳且对外构成威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越来越像失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失败以及年轻人和贫穷者缺少机会与希望,都将成为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仇视西方和恐怖主义的助燃剂。
上世纪30年代未能防止“大萧条”出现,使得欧亚极权主义者上台,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次,“大衰退”很可能使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并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结构性增长挑战。【源自6月2日英国《卫报》网站,原题为《经济不安全感民族主义崛起》】
多边主义构想让位于大国竞争
在亚洲,战后秩序的多边主义构想正让位于重新兴起的大国竞争。民族主义正在发展,在崛起中的东方尤其如此。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契合当前亚洲的大环境。驱动安倍晋三经济计划的决心是让日本恢复与中国对抗的能力。普京通过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展示了俄罗斯对协作互助的国际秩序所持有的藐视态度。
安倍希望莫迪将东京作为海外出访的第一站。日本拥有能够加速印度经济发展的技术和资金,而印度或将成为遏制中国的有力盟友。两个国家与中国都存在领土纠纷,都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感到担忧。日中关系已经糟糕到了顶点。中方加紧维护东中国海争议岛屿的主权,安倍却去参拜靖国神社,摆出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姿态。奥巴马政府发现,自己一方面要努力威慑中国,一方面要约束日本。
与西方对抗之后,普京把目光转向东方。他访问北京期间敲定了一项巨额天然气供应协议。这份协议的目的是向西方评论家释放一个信号:克里姆林宫能够在新兴世界找到碳氢能源的替代市场和一个强有力的朋友。中国需要天然气,俄罗斯还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得力盟友。跟俄罗斯一样,中国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更有利于西方。
安倍认为可以诱使克里姆林宫两面下注。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人口迅速衰减的西伯利亚扩大影响力。假以时日,中国人或许会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主要的族群。安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批评一直音量不大,他认为现在是推动俄日关系“正常化”的好时机。与一些小国有关的冲突让亚洲局势更加复杂。中国在南中国海与越南和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韩国原本应成为日本的天然盟友,但安倍拒不承认日本在帝国主义时期犯下的罪行,把韩国推向中国一边。
有争议的历史的旧案加上缺少解决边界争议的国际机制,使亚洲地区看上去越来越有火药味。目前,美国仍掌控大局。其实力或许在衰减,但仍比其他国家强大。每一个亚洲领导人心中的首要问题都是,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看到美国从中东撤出,美国的许多盟友都对其安全保障能维持多久产生了怀疑,并暗自做着自己的打算。【源自5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原题为《亚洲民族主义权力游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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