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环境正义，文学做些什么？丨社会科学报
题目：环境正义，文学做些什么？
作者：上海大学 朱振武
环境批评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挖掘作为凝聚着人类重要文化意蕴、社会价值和生态思想的文学想象在改变环境和认知环境方面的潜在价值，其愿景应是关照从本土到全球的跨文化地方想象以及弱势群体和边缘种族的文学正义诉求。
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Literary Imagination，2005）认为“环境的”比“生态的”更能体现当前环境问题的状态，而且更好地捕捉到了文学—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焦点，所以更倾向于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而非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他认为，生态批评这种首次以探讨文学与环境关系为宗旨的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批评模式和认知上的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文学想象与环境批评
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环境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这是布依尔在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论述，就是说我们应将环境问题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通过对文化表现进行学术分析，来发掘有力表述环境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样式。单个文本从萌生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都载入了环境无意识（environmental unconscious），这种环境无意识比政治无意识更深地体现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积极建构着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比如树的意象，在华兹华斯的文学想象中就与梭罗的迥异，这是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无意识、文化价值等息息相关的。因此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内涵，重新建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
同时还要重视体现这种意识的承载体——文学样式，而不是忽略之。环境诗、环境戏剧和环境科幻小说就常被忽略，但这些文学文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环境意识。此外，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领域的绿色现象也值得关注，其所蕴含的环境意识有待发掘和研究。
地方想象与环境意识
爱德华·萨义德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类的，非常不同的，不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地方变迁、地方意识和地域文化，这对于解决诸如全球的变暖、物种的濒危和艾滋病的传染等全球化的环境问题和跨国灾难文化非常重要。
地方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对地方意识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环境意识、地方忠诚感和责任的建立。但是地方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正逐渐被现代主义对空间的无节制开发和殖民化抹去，只剩下XY坐标轴上虚拟的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也被打破，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延伸为岛屿模样的辐射状，核心不复存在，这引起人们莫名的烦躁和忧虑。而正是文学想象，尤其是神话和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现实通过风景的陌生化处理方式，提供给人们鲜活而敏感的地方想象，重新构建起人们的地方意识，培养人们对地方的忠诚感。此外，地方的变迁、发展和消失还折射出个体生命的空间经历和人类发展的时空历程。地方意识的这种共时与历时变化凝聚在文学文本中，因而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想象很有必要。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新西兰生态学家杰弗·帕克（Geoff Park）和美国环境作家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就曾跟踪、记录了一些地方的发展与消亡，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良知，还有利于培养地方忠诚感和责任意识。
地方意识在传统的环境写作和文学想象中是稀薄微弱的，且局限于狭隘的区域。未来环境批评应通过重新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意识，实现地方内在价值，并将对地方的观照扩大到整个生态圈。同时，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也要得到应有重视。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打通了人文科学内部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沟通渠道，必将获得更新鲜饱满的学术视野，在这一点上，“L&E”是一个很好的实证。L&E全称为“文学与环境课程”（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rogram），是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1996年创建的生态批评领域第一个面向英语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课程项目。
全球想象与环境正义
环境批评关注文本的现实关联和从本土到全球文学想象的地方意识重构，更关注日益兴盛的环境正义。“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一项迅速扩大的运动，兴起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County Protest）。它以抵制环境的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racism），捍卫那些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弱势种族、妇女等）的环境权利为宗旨，努力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上共同的、全面的和广泛的正义。
在反思第一波生态批评理论悖论的基础上，环境批评将视野扩大至包括性别、种族、伦理和政治等社会领域，这将促进文学作品中社会和历史叙事的挖掘与探讨，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可能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强调了环境公正性，认为环境危机的真正有效解决不仅应当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还必须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而要解决人与人、制度与制度、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以及责任与利益的平衡。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少数种族对环境的拥有与发达国家和特权种族的拥有比例极不相称，事实上，所有个体都有被保护免遭环境恶化侵害的权利，也都有承担起捍卫自然的相应义务。这一方面要求我们重新调整文学批评中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调整对美国族裔写作、第三世界国家环境叙事和国际经典环境文学缺乏足够关注的倾向，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全球的和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或者放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而是在生态危机新语境下，通过发掘其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来丰富文本意蕴，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可看作梭罗在简单化生活实验过程中“傲慢的冷漠和无力置贫困于不顾之间的不自在调解（uneasy mediation，布伊尔语）”。
显然，环境批评将在理论建构与环境实践的多元对话、文本与文体阐释的多样化、从本土到全球的文学想象以及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环境伦理与政治平等的重视等方面取得突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也必将重新估价文学文本的环境意识、地方价值和环境正义，从而为丰富自身研究方法和文本价值，以及督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新的出路。在这个长期的历程中，文学研究应发挥自身主导作用，超越文本距离、文化局限以及种族和性别藩篱，力图多层面、多维度阐释和挖掘文学文本的环境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而达到环境危机的消解与和谐生态出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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