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未刊稿：读陈寅恪“以今印古”| 社会科学报
周 年
今年适值《社会科学报》创刊30周年，特精选自1985年以来，紧扣时代发展各阶段的热点与焦点文章，含英咀华，以飨读者。
王元化未刊稿：
读陈寅恪札记（一）
作者：著名学者、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元化
时间：2008年5月15日
编者按：王元化（1920—2008），祖籍湖北江陵，生于武昌。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长期以来，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先生成绩卓著，思想敏锐，本报发表王先生未刊稿《读陈寅恪札记（一）》。
小引：元化师在前年（注：2006年）秋天，忽发大愿，要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全部再读一过，做成一种读书札记。他约我做助手，充任谈话笔录与资料检索的工作。他已经读过《柳如是别传》等，而且在书上作了一些批注。但是这事终未完成，主要是因为陈著牵涉的学术史文献过于庞杂曲折，而我与先生的时间，都不容充分分析与从容讲论。虽然这已成为了永远的遗憾，但元化师晚岁对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致敬，以及他读书思考愿心发力之强，现代学术文化伟大心灵的相通，仍可见一斑。这里是未经先生校正的文本，哲人其萎，片石可珍。发表以作纪念。（胡晓明）
讲陈寅恪的书比较难，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如果匆忙去读，很难得到真正的含义。一般来说，那些中国古代学术根底很深、而且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都是这一类的书。
陈寅恪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指出，世人对王静安的身世，往往不能理解，甚至有人把他说得很龌龊。但其实像王国维这种“志士仁人”的“憔悴忧伤”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这种悲伤不是由一种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小问题所引起的，而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大痛苦和大悲伤，且往往由世间之大灾难所引发，在心中郁结成难以排遣之块垒，故其“意念”必然非那些与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世人可以共喻的。所以读其书时要古今神理相接、要理解他的奇哀遗恨。而读王国维、陈寅恪的书都要用心去印证，而不是靠一些浅薄的知识可以参透的——这也是读王国维书之难的一些个人的体会。
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很深刻的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就比如关于历史的看法问题。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吴其昌当时所撰之文字，乃出于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个人情感上的一时愤激，故其言“非尽实录”。从中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历史是不可以被一时的情感所左右的。历史的要求是真实。这于现在有些人所要求的“激情”的态度是显然不同的。
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似乎总想要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找出那么一种原则、规律或看法，使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陈寅恪很强调“理性”，也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理性。但他要求的这种“理性”并非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规律或看法，而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东西。然这种“理性”究竟指的是什么，陈寅恪在其书稿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定义，需要我们慢慢琢磨。
在陈寅恪的历史叙述中，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的原则存在。这在他对“以自身之事能否印证古事”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可以管窥出一些端倪来。一方面，陈寅恪认为今人生活的切身感受是的确可以与古人的感受相互印证的。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说自己曾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寅恪侨居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残废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他认为书中所描绘、记载的许多事都是不可理解的，十分诡异的。而当时，他本人正身处“绝岛”（指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那些他自身所“身临目睹”的事，竟然与书中的历史叙述相互得以一一印证，于是书上那些事忽然间便完全明白了过来。从而感慨自己治史四十余年，从未能有过像当时那样的亲切有味之快感，甚至连死亡、饥饿都置之身外，而成为了一种极大的享受和快乐。这便是以今人之切身感受印证古事的一个例子。
但在另一篇同样是“以今印古”的文章中，陈寅恪的意见却完全不同。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中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说到梁启超所论关于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原因，“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而主观原因则是维护自己高洁的人格，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陈寅恪不同意这样单纯的道德批评观点，认为：“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向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休文之实录也。”在这里他又明确指出用今人的思想经历去印证陶渊明的思想经历，是断然行不通的。
在同一个问题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见解呢？原因是陈寅恪并没有把“以今印古”也就是用自己切身的经验感受去推考古人当作一个普遍的原则。假如把这种方法当作今人所喜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来使用的话，其结果便是看人论事都带来极大的问题。因为世间哪有这种普世性的规则呢？当各种因素都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许此法尚可一用，正如《陈述辽史补注序》中的那个例子；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更是一盘多种力量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变化多端的棋局，而每个读史人的“今”，也都不一样。这两方面变化与差异如此之大，是否能够这样“以今印古”，还有待具体情况的考证。因此陈寅恪看待历史乃是注重其特殊性，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个所谓的普遍的公理去框架它、推导它。（陈蕾录音整理）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社科报网站已入选全国七家理论传播重点网站名录,并成为教育部成果信息发布的官方平台
《社会科学报》电子报正式上线
点击http://www.shekebao.cn/
免费注册阅读！欢迎投稿至skb.skb@163.com。
搜索微信公众号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