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上海 | 战争的记忆与记忆的战争
访谈
战争记忆与记忆战争
—— 本报特约记者 张浩
日前，《战时上海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会后，本报特约记者对该丛书主编周武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二战中的上海
张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缘起和主旨？
周武：这套书系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作，也是我们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继《上海学》创刊后推出的又一项成果。
外国记者镜头中的淞沪会战
这套书的最初设想是上海老出版人许乃青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二战对上海影响既深且巨，坊间相关书籍虽多，然泰半皆着眼于抗战，而于战时上海的世相和众生相，以及二战对上海城市的复杂影响着墨不多。
其实，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化场域。新旧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战时上海丛书》的主旨就是希望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战时上海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
张浩：有关战时上海的书籍已有不少，您主持编纂的这套丛书有哪些特色？
周武：战时上海是非常国际化的课题，海内外学者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并累积了不少出色的成果。虽然二战七十年前就已结束，成为历史记忆，但关于这种记忆的解读不但远未结束，而且呈现出多歧性和竞争性。
《战时上海丛书》采取著译结合的方式，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用意即在于直面这种多歧性和竞争性，并藉此呈现战时上海的极端复杂性。若论特色，这可以算是这套丛书的一个特色。另外，收入丛书中的四本书，即高纲博文主编的《战时上海》、叶文心主编的《战时上海》、安克强和叶文心共同主编的《旭日东升旗下：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以及我主编的《二战中的上海》，研究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仅仅关注战争本身，更关注这场战争给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战后的历史走向带来怎样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丛书的另一个特色。
上海黄金时代的终结
张浩：战时上海是上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您认为，二战对上海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周武：这种改变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战前上海已发展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并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等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
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
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将跃升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但日本发动的“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由此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上海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而被终结。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南京路夜景
其次，租界沦陷后，日本人取代英美法侨民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而以英美侨民为主体的“敌国及敌性国”侨民不是被遣返，就是被拘禁到监狱或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则被集结到虹口隔离区，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以及一些亚洲人。
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英美势力），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变化。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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