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美国应该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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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美国应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作者：【美】拉娜·弗洛哈尔 熊一舟 编译
◤美国人开始质疑其经济体系的根本，并对“资本主义”心存不满，认同度逐渐下降。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或许当下美国人着手改变的转机。
以下为美《时代周刊》资深编辑拉娜·弗洛哈尔（Rana Foroohar）为此撰写的封面文章。
几周前，哈佛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年龄在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仅有19%认同自己是“资本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一年龄段的人中仅有42%说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在年长一些的人群中，支持者的比例更高一些，但也仅有26%的人将自己看作“资本主义者”，仅有一半多一点的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年龄）不在意将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也不仅仅是中年美国人对经济复苏乏力愤愤不平。这表明大多数公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感到不满，而这一体系在过去数百年里将一个以农民和勘探者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国度。公众的想法反映了常态的经济现实，而且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人确实有理由对他们的经济体系提出质疑。
这种信仰的危机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达到顶峰。最尖锐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资本主义体系是为谁服务的？为什么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八年里投入了数以万亿的刺激资金，经济依然毫无起色？所有的候选人都开出了自己的良方：桑德斯提出拆分大银行；特朗普要求对冲基金交易者支付高额税款；克林顿希望强化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莱恩（Paul Ryan）仍然坚持放松监管。
这些提议都没有击中要害。美国经济的问题远不仅在于富裕的银行家、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或离岸避税。实际上，这些只是一种极为糟糕的痼疾的外在症状。这一痼疾对极贫者和极富者同样有害。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崩溃。
要理解这一点，你就必须懂得资本主义市场（即金融体系）和实业之间的关系。从18世纪90年代晚期统一的美国国家债券和银行体系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金融机构接受个人和公司的储蓄，并将其投入生产企业，由此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财富并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经济的上下波动，其中最严重的是1929至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但在大部分时间，金融机构——包括今天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交易所等——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实业服务的。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机构偏离了这一传统角色。研究发现，现在金融市场所有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投入到实业之中。根据经济学家奥斯卡·乔达（Oscar Jorda）、艾伦·泰勒（Alan Taylor）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的研究，今天金融机构的资本仅有15%用于投资实业，而在20世纪早期银行把绝大多数资本都投入实业之中。这一趋势各国之间略有不同，但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美国经济的痼疾有一个名称：经济金融化。
这是一个学术名词，指华尔街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光操控金融行业，并且渗透到美国的大多数实业当中。这一术语包罗万象，可以是金融和金融活动在经济中的规模和范围的增长，由负债驱动的投机活动相对于生产性借贷的增加，股东享有支配地位成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模式，公私行业中危险的利己主义思想泛滥，也可以是金融家和CEO们政治权力的膨胀，“市场主导一切”的思维甚嚣尘上。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并不友好的词汇，充满着令人不安的含义。
密歇根大学教授杰拉德·戴维斯（Gerald Davis）对经济金融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这一问题与“哥白尼革命”联系起来，认为现在实业已经开始围绕着金融行业运转。这一“革命”的罪魁祸首是银行家，但公共政策的转变也难辞其咎，这种转变是由那些受托保持市场平稳运行的政府领导人、决策者和监管者共同设计的。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位学者格列塔·柯里普纳（Greta Krippner）撰写了一本关于经济金融化的经典著作。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降，经济金融化加速发展导致了“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根据柯里普纳的研究，这一转变是伴随着里根时代放松监管、华尔街权势日益增大和“所有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所有权社会”鼓励人们拥有财产，并进一步将个人医保和养老金与股票市场挂钩。
卡特时代对利率放松监管与今天的民粹主义遥相呼应，得到了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到花旗银行行长里斯顿·瑞斯敦（Walter Wriston）在内的奇怪的政见一致者的支持。卡特的这些举措打开了多如牛毛的金融“创新”的潘多拉盒子，并推动了银行功能从借贷向交易的转变。“里根经济学”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华尔街的经济政策，而克林顿时代对经济放松监管，似乎是为了推动经济走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低潮。格林斯潘时代以来对货币政策放松监管的政策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它隐瞒了经济中潜在的问题，以至于现在不得不依赖近乎零利率来使得经济不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毫无疑问，这一状况令人沮丧。但是，美国现在面临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重新定位金融行业并调整其结构，这本应当是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就立即实施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愿意看到税制进行改革、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贫方面采取更多直接行动、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总统大选中的每一位候选人都针对这些议题设计了一些答案，这将使这些议题在大选结束前都能保持热度。
美国公众明白现存的经济秩序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服务。改革美国经济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为什么现存经济秩序没有为大多数人服务。
将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绑定并不像拆分最大的银行那么简单（尽管这样做是一个好的开始）。这需要消除美国经济中固有的以金融为导向的顽固思维方式并重塑商业教育，改变毫无区别地对待短期和长期投资收益，并引导金融机构挤压过度消费和投机活动，将资金借贷给小型企业和就业机会创造者。此外，还需重新考虑退休制度，设计更合理的住房政策，并限制那些充斥着违反美国经济基本原则的说客的金钱文化。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更广泛的利益攸关者之间开启一场更大规模的对话。美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及其是否服务于实业历来是“专家们”讨论的领域，而作为“专家”的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且总是使用复杂的语言使得外人无法参与辩论。
找到解决方法并非易事。世间并没有什么终南捷径，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21世纪运行良好、市场体系先进的完美模式。但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太过长久，如果在我们的系统行将崩溃时无所作为，千千万万人的福祉将危在旦夕。现在需要的救命良药是干预。
信仰的危机，正如美国资本主义当前正面临的危机，也许是件好事。它们或许能使人们对重要原则进行重新审视和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最简单的问题也许才是最正确的：金融机构所做的事情是否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清晰、可衡量的益处？可悲的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可以做出改变。我们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可以打破藩篱、重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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