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该如何向神靠近
天 地 人
人如何向神靠近
—— 郭君臣
周作人曾引用哈里孙女士的话说：
“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都修造成美的影象了。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
人不可能与神等同，欲望也是其接近神的根本动力，向神靠近意味着节制低级欲望，将其升发为对道德、正义、智慧的爱欲，尽可能地分辨“人神间的差异”，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此，人就有可能摆脱自然桎梏，感受到神的光辉，这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幸福。
欲望中的希腊神话
1965年，周作人翻译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将其视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并在遗嘱中声称，“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在诸多关于希腊神话的作品中，周作人偏爱有戏谑色彩、展现神人爱欲和缺点的作品，不大喜欢教训人的《伊索寓言》和严肃的希腊戏剧，尤其喜欢戏说诸神、挖苦道德风俗、宣扬犬儒主义，几乎“一点正经也没有”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深心何在？
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多次撰文强调，“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世功化”，并将此二事作为他“杂学的归结点”，矛头所向主要是宋明以来的理学和礼教。“
伦理之自然化”意谓，“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在神化人或用神压迫人的时代里，“伦理之自然化”的思想“非圣无法”，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自己“低级”的一面，具有极大的力量。
虽然周作人注意到了古希腊人对欲望的节制，称赞他们有平衡本能与伦理的“中和之德”，不过针对当时在伦理教条下不堪重负的中国人来说，周作人更倾向于对自然本能的重视。
今天，“伦理之自然化”作为补偏救弊的良药，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其效力，甚至走向了其反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考虑自己的欲望是否正当，甚至以为欲望本身就意味着正当，节制、道德、理想被欲望逼到狭窄的角落里，成为大多数人嘲弄的对象。
要想从希腊神话中获得教益，我们需要站开一步，审视周作人的偏向是不是有简化希腊神话的倾向。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希腊作家对神话的演绎中，看看他们是否有对神人关系的更深刻的洞察。
神人同形同性之下
冥王哈迪斯掳走得墨忒耳之女
与其他民族的神话相比，“神人同形同性”的确是希腊神话最显著的特征。
神祗们那勃勃的爱欲太鲜明、热烈了，让人觉得就是希腊人自己生命热情的投影，那么，希腊人为什么仍要选择“神话”，而不是直接说“人话”？
“神人同形同性”之下有“人神之分”的根基。周作人曾引用哈里孙女士的话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都修造成美的影象了。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周作人《我的杂学》）。
这些描述并不完备，祭司们的神话没有被洗掉，而是隐现于诗人的神话之中。几乎所有希腊作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终究无法突破自身的限制，那些人不能控制的力量或事物化身为神，希腊的智慧也正是从意识到人生命的有限性与不稳定性开始的。
与神相比，人渺小而脆弱，却不得不面对自然暴力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希腊人充分体味到了“生存的恐怖和可怕”。
这种认识几乎弥漫于所有的希腊神话中，爱神对恋人阿多尼斯的死去毫无办法，普罗米修斯要忍受兀鹰的残酷折磨，俄瑞斯忒斯不得不面对阿特柔斯家族可怕的历史。
“这个民族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尼采
富于青春、爱欲的奥林匹斯神，不是“简单的、自然发生的、似乎不可避免的状态”，而是荷马等希腊诗人的伟大创造，他们给了神青春、爱欲，这些生命的美好也因神而不朽。这样的神将永远引领人们克服绝望，追求和把握现实生命的丰盈。
“人生消逝，宛如落叶的凋谢”（《伊里亚特》），有朽是人最大的局限，赫西俄德与荷马毫不吝惜地把生活之欲投射到奥林匹斯神身上，以鼓舞泰坦诸神自然暴力下的脆弱生命。由自然状态进入人类社会后，人开始自己安排命运，向诸神发出挑战，也成就卓著，但命数还是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人不是神，总有其左右不了的力量，即便像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智慧超群，能解答斯芬克斯诡异的谜语，却看不出不同状态下人的共相，但他自以为是的智慧洞察不到整全，甚至成为一种遮蔽。后来他刺瞎双眼，流浪颠簸，才真正“看见”，清楚地分辨出人的局限和人神的差异。
生命有限，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洞悉所有的关系，不过，即使这残缺不全的智慧也是人向神靠近的结果。人永远脱离不了自然性，赫西俄德把延续至今的人类称为“黑铁种族”，是神创造的第五代，他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又容易受欲望支配，变得“忌妒、粗鲁和乐于作恶”。没有神的帮助，“人类将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
他呼吁宙斯“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劳作与时日》），给这个贫乏、罪恶的世界带来些许光明。赫西俄德之后的作家往往赋予神纯粹的正义、智慧，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激烈地批评荷马，反对他把神拉低到人的水平。在他们看来，低级混乱的人世需要神的帮助和约束，这样人才能比野兽活得好一些，甚至可能有接近神的道路。
不过人不可能与神等同，欲望也是其接近神的根本动力，向神靠近意味着节制低级欲望，将其升发为对道德、正义、智慧的爱欲，尽可能地分辨“人神间的差异”，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此，人就有可能摆脱自然桎梏，感受到神的光辉，这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幸福。
希腊神话不是“人话”，而是“人神之话”。
思想家们通过不同演绎，展现了对人类处境的深邃理解，他们把人界定为神与兽（自然）之间的一种存在，并且把三者之间的关系阐释得精微、复杂。如何在种种言说之中探得“人神之际”，行此“人间世”，则“识者自知”了。（原载于2008年社科报1140期）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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