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馥芳：发表情符也是有代价的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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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绘文字”盛行或将付出社会文化代价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牛津词典》在官方博客上公布，2015年的年度词是个绘文字，亦即表情符，其义为“笑哭”。
作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评审有史以来评出的第一个表情符，“笑哭”的胜出不但具有语言学意义，而且对流行文化趋势有先兆作用。
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表情符对词汇的最强逆袭。”我的看法是：这可能是“情感图像化结构”之于文化潜在破坏性的先兆。换言之，“绘文字”盛行或将让我们付出一定的社会文化代价。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科技公司SwiftKey的联合说明，表情符“笑哭”上榜的理由是：数据显示，在英国，“笑哭”这一表情符的使用率占所有表情符的20%，比2014年上升了4%。此外，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和9%。表情符并非“一夜成名”。
表情符“笑哭”成为年度词以来，emoji这个日语借词走进了公众视野。根据网上的资料，emoji意为“绘文字”。从词源上而言，“emoji”是个日文舶来品。其假名为“えもじ”，读音即emoji。
关于其起源，它脱胎于日本在无线通信中所使用的视觉情感符号，本意是用图画（描）绘意义。因其本质上行使着像文字一样的传情表意功能，因此被称为“绘文字”。
“绘文字”的诞生得益于通讯技术的发展，但其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大热”则始于苹果公司在其发布的输入法中加入了各种表情符之后。如今，表情符不但在社交媒体中不可或缺，而且随着“笑哭”问鼎年度词以来，越来越多的厂商跟风用表情符来表达和强化自己的品牌形象。
对于表情符成为“文字新宠”这一现象，社会各界的态度、评论和反应不一。对于网民而言，表情符的使用不但提高了交流效率，而且营造了一种有“有情有意”的交际氛围。对某些致力于以“读心/心灵感应术”或者“统一码”来最终消灭言语互动的科技公司而言，表情符的大量使用不但能增加版权收入和获得专利保护，而且实在地朝着“消灭语言”的目标迈进了一步。对于某些理想主义者而言，表情符的盛行，意味着“语言巴别塔的构建”成为可能。
英国诗人Brian Bilston在推特上写了一首题为“绘文字”的诗歌。在诗歌中，他指出“绘文字”虽然有各种短板，但仍然无损其作为人类“共通语”的美好愿景。
目前，各行各业对表情符的使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广告传媒业者将其看作一个创意新元素；流行文化追随者将其看作流行时尚元素；而普通用户将其看作语言的一部分。
表情符快速走红的社会文化动因是什么？首先，表情符的大量使用和广受欢迎本质上是现代“快餐文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攻城略地”。所谓“快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重速度、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眼前、轻长远；重实用、轻内涵；重流行、轻价值的流行文化思潮或者文化现象。
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图像主义有机危机”的挑战：“人类认知活动对图像刺激的过度倚重以及‘图像主义’对其他感知方式的挤压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由于表情符本质上是一种图像，因此，表情符的流行本质上是“图像主义”流行的结果。
其次，表情符的流行也是“娱乐至上主义”文化对语言文字的“攻陷”。在表情符兴起之前，虽然我们可以用照相机把我们的情绪和情感记录下来。但是，由于照片传输不便，而且相机对表情捕捉要么过于刻意，要么过于随意，故照片中的情绪表现往往缺乏典型性，加之照片往往关涉隐私，因此，情绪和情感素来被看成是一种私密性的心理活动表征。但是，表情符的产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文化情感结构：它使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表达变得浅表化、扁平化、可视化和可传化（如各种情感符的发送），即给情感赋予了图像化结构。
赋予情感以图像化结构本质上是对各种典型性人类情感进行图像性模式化、类型化和符号化，以使我们能通过线上发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情感。而情绪或者情感一旦可以线上发送，其除了具有情感表达功能之外，还使得情感符接受方可以对其进行评论、删除、转发和意淫，并进而对其进行娱乐性消费。如此一来，情感这种私密的心理活动表征就变成了一种大众娱乐商品。
如今，微信、微博或者社交媒体中各种表情符泛滥，使用者一方面用它们表达自己的类型化情绪或者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增加文本的娱乐性。
情感图像化结构对情感固有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无意识性和不可言说性造成了挤压甚至排斥，从而把复杂的情感问题模式化和类型化了。一旦模式化和类型化的情感图像化结构控制了个人的情感组织和管理，不但个体的感受力将慢慢减退，而且他们将慢慢丧失组织和管理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这是因为，情感图像化结构把本不可以被结构化的各种情感成功地结构化了。
由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情感是可以被完全掌控并得到结构化管理的。由此，使得人们往往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不愿费力去深入探究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对自己真实情感的长期忽视、漠不关心或者无知，势必导致自身感受力下降。
自身的感受力一旦下降，我们实质就丧失了真正组织和管理自己情感的能力。如此一来，当我们真正遇到情感问题时，就容易成为其俘虏，而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一旦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力普遍下降，则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社会个体缺乏感受力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病症的主要诱因之一。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爱与意志》中指出，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的主要障碍是其缺乏感受能力。他们无力体验真正的感情，自然也就无法在人际交流中分享真正的感情，由此导致社会交往障碍。而社会交往障碍反过来则更进一步加深其对自身感受力的无知和麻木，从而将其推向心理疾病的深渊。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而言，社会个体感受力的弱化甚至钝化势必导致焦虑，焦虑的最终后果是无能，而无能的最终恶果将是暴力。
罗洛·梅指出：当一个人“长期承受着无能感的重担（这种无能感会侵蚀他仅有的自尊）时，暴力便是可预期的最终结果。”他还强调：“暴力的根源在于无能。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种族群体。”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暴力事件频发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光是2015年被社交媒体曝光的青少年暴力事件就高达上百起。施暴者几乎都是受害者的同龄人，暴力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撇开社会因素不说，就心理因素而言，跟施暴者缺乏感受力或者感受力钝化所导致的焦虑和无能感密切相关。当因焦虑和无能感而郁积的负能量达到临界点的时候，爆发是必然的。暴力本质上就是负能量的极端爆发。
从社会情感结构的角度而言，社会个体感受力的整体下降最终将导致社会同情心和同理心（empathy）整体减弱，从而削弱社会的信任基础，导致社会规范的解构和崩塌。
“同情心”指的是从自身情感视角出发对别人的情感遭遇产生情感共鸣，而“同理心”指的则是从对方情感视角出发与对方感同身受。我在2012年发于《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题为《构建中国文化“原乡”》的文章中指出：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构建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的情感基础。正是得益于人类所拥有的这“两心”，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本质上才是“一个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
社会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削弱，无疑会动摇人类文化“原乡”构建的情感基础，从而使得“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可能面临着滑向“向恶之境”的险境。从社会情感角度而言，近年备受社会关注的社会信任危机问题实质是社会同情心和同理心减弱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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