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留比莫夫：20世纪最后的戏剧大师
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这个剧院见证了留比莫夫年轻时的演员生涯，他在这里演过罗密欧、特里波列夫（契诃夫《海鸥》中的男主人公）等30多个角色，2011年他从莫斯科的塔干卡剧院辞职后又回到这里排戏。如今他的棺材被放置在舞台上，左边是东正教圣徒圣尼古拉像，右边是他的遗像，后面高挂的是他在瓦赫坦戈夫剧院最后的遗作、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一戏的舞台布景。
俄罗斯导演尤里·彼得罗维奇·留比莫夫（摄于1968年）
留比莫夫逝世时刚刚庆祝完他的97岁生日。他出生于1917年9月30日，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一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红色政权的建立、“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峙和冲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两次“解冻”、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不满20岁就在契诃夫的侄子开办的演员工作室里见过梅耶荷德本人，在“二战”军营中他结识了肖斯塔科维奇。
由于在演戏方面的爱好和才华，“二战”时他幸免于上前线，在斯大林的秘密安全部队（克格勃组织的前身）的歌舞团里当主持人，并荣获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勋章。战后，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直到42岁才导了第一部戏，此后的55年中他导演了117部作品。
1977年，他第一个把刚刚解禁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搬上舞台，后来还被英格玛·伯格曼邀请去斯德哥尔摩排这个戏。1998年，他81岁高龄时，为庆祝索尔仁尼琴80岁大寿，他导演了根据索尔仁尼琴小说《第一圈》改编的自传性剧本《集中营秘密实验室》（Sharashka），并在其中出演斯大林一角。2002年，他85岁生日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场祝贺。人们说，留比莫夫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活化石，是戏剧导演中“真正的大师”。他被看作是过去四分之三世纪里苏维埃和俄罗斯艺术、艺术家的经历和精神象征。
留比莫夫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发生在1964年，那一年他47岁。12年前，35岁的他已经获得了斯大林奖章，他36岁加入苏联共产党，37岁获得“俄联邦功勋艺术家”称号。30岁不到便已经结过两次婚，后来又与斯大林手下的当红建筑师卡洛·阿拉比扬的妻子、瓦赫坦戈夫剧院的领衔女演员柳德米拉·采里可夫斯卡娅（Lyudmila Tselikovskaya）传出绯闻，二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事实婚姻关系。
彼时，留比莫夫作为一名演员已经如日中天，然而他开始对苏联当时剧院中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舞台美学感到不满：“粗俗涂抹的舞台背幕，所有这些舞台道具——高脚杯、假胡须、假发，所有这些模仿现实生活的装饰——荆棘、云朵、吊床、草坪，就和那些假模假式的化妆一样招人心烦，只要上台就要往脸上涂脂抹粉，这既荒谬，而且对于男人来说尤其令人憎厌。”他讨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认为就像“修建得整齐可爱的英国式庭院”一样，却“绝不适合剧院”。40岁后，他开始转向戏剧教学，任教于瓦赫坦戈夫剧院下的史楚金学院。1963年，他给这个学校的三年级学生排了一出毕业大戏，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这出戏给他赢得了一个改变俄罗斯戏剧史的机会：担任当时名为莫斯科话剧喜剧院的艺术总监。
莫斯科话剧喜剧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边缘的塔干卡广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其貌不扬，剧院舞台也不大，是从19世纪一个面粉商的私宅改造而来。留比莫夫接手以前，这里上演的主要都是些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观”的陈腐剧目，观众寥寥无几，剧院负债额达到7万卢布（当时1卢布可兑1.1美元）。
留比莫夫上任前提了一个条件：他有权自己挑选演员和决定上演剧目。他还试图以剧院所在地“塔干卡”（Taganka）命名剧院，却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这是他与莫斯科市政委员会发生的第一个小小矛盾，也表明了他想反抗要么用伟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要么用戏剧类型（讽刺剧院）来给剧院命名的传统。上任后，他重组了剧院的艺术委员会，邀请了之前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苏联剧作家艾尔德曼任艺术顾问，战前那些有名的持异见知识分子也纷纷获邀成为艺委会成员。
重组后的塔干卡剧院上演的第一出戏便是重新打磨之后的《四川好人》，这使得留比莫夫成为第一个试图将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苏维埃导演。在“二战”后，斯坦尼体系主导了苏联剧场，而布莱希特被认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理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时的苏联观众也很少能有机会实地观看到布莱希特理论范式的演出，唯一一次是1957年东柏林剧团在苏联的巡演。留比莫夫的这版《四川好人》被专家们认为“惊人地体现了布莱希特的精神实质”，舞台几乎是空的，道具仅仅是桌椅，台口装饰着大幅标语和海报，这些原本因为财政紧张而不得不采取的节俭措施，在后来的20年里成为塔干卡剧院舞台美学的一部分。
1965年4月，塔干卡剧院首演了改编自美国著名左翼记者约翰·里德描写“十月革命”的同名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引起轰动。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阿尼克斯特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他（指留比莫夫）的这个演出和体验派唱对台戏，他毫不妥协地站在表现派戏剧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那个曾经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遭批判、挨辱骂的戏剧流派的立场上。”这个戏的表演已不限于舞台，还没有走进剧院，就能听见大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检票员身着苏联红军的服装，检票方式是用刺刀在票上戳一刀，观众胸前都被别上了红胸章，剧院前厅的墙上挂满了革命标语，军乐队一边奏乐，一边引领观众进场，这些都营造了革命的狂欢气氛。演出后还邀请观众投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演出。批评家们注意到，留比莫夫使用了“整体剧场”这一苏联导演尚未采用过的概念，空前地点燃了观众的观剧热情。
然而，像《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样，以此种形式唤起此种反响，也只可能在塔干卡剧院的发展早期得以实现。留比莫夫接手塔干卡剧院时，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文艺上的自由化趋向正接近尾声。留比莫夫上任后不到半年，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便被迫下台，“解冻”的风向也逐渐停止。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之下，文化风气日趋保守，政策也越来越收紧。然而，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改革措施，仍然给苏联文化界带来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留比莫夫又相继排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1966）、改编自马雅可夫斯基同名诗作的《请听！》（1967）、改编自叶赛宁描写哥萨克士兵起义的诗剧《普加乔夫》（1967）。
1968年8月，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镇压“布拉格之春”。留比莫夫也第一次因为创作与当局发生了冲突。审查机关认为《请听！》一剧有意模糊了诗人自杀的原因，要求留比莫夫修改。留比莫夫在给文化部的信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我执掌塔干卡剧院三年以来，没有一部作品不受到你们的攻击，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修改，但是你们从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你们不考虑我们的需要，也不信任我们，没有一部作品不是经过上千次修改、删减、增加……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总是对的？你们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代表着全苏联人民，但是你们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只是未来十年留比莫夫与当局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激烈冲突的第一回合，接下来冲突逐步升级。
1967年1月，留比莫夫打算改编1956年创作、1966年发表后饱受攻击的小说《亡命之徒》（The Tough），讲述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集体农庄中一个农民因收入无法养家糊口，又无法在农庄外找到工作，与苏联官僚体制较量过程中处处碰壁的故事。从1968年开始，这部戏的排练计划一再被禁，到1975年，新任文化部长本来已经颁发了这部戏的排练许可，然而，排练第一天，反对派就带领一群来自集体农庄的“人民代表”出现在剧场，抗议该剧上演。这部戏最后获准演出是在1989年。
另一部戏《自杀者》（我国导演孟京辉曾将剧本改编为《枪、谎言和玫瑰》在中国上演）也遭遇类似的命运。这部写于1932年的剧本曾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中，却被斯大林严令禁排，剧作家艾尔德曼本人也被流放。1964年艾尔德曼任塔干卡剧院的艺术顾问后，就和留比莫夫计划将这部戏搬上舞台。但1970年艾尔德曼逝世，《自杀者》最终上演是在1990年。
接下来塔干卡剧院开始转向更加“安全”的剧目，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70年代的政治气氛下，留比莫夫沮丧地发现，戏剧动员观众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他认识到社会不再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整体，个人无法从社会中得到支持，于是退隐，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上。他的作品关注的核心逐渐从群体转向个人，剧本也倾向于改编经典，比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又是一出当初上演时就充满争议的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接替勃列日涅夫任苏共总书记的是前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他是留比莫夫的好友，暗中一直保护塔干卡剧院。1983年夏天，留比莫夫受邀去英国排《罪与罚》，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国内主持改革。因此，留比莫夫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了那通著名的批判苏联文化政策的言论，本意是要呼应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然而当时留比莫夫在英国所不知道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泰晤士报》的采访发表于1983年9月5日，安德罗波夫不久后就住进医院并且再也没有出院，党内的鹰派实际控制了政权，留比莫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讨论文化政策改革的信也落到了他们手里。很快，留比莫夫就从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那里得到了警告：“你的罪行昭然若揭，惩罚将随后而至。”留比莫夫在英国排完戏后又去意大利排戏，1984年1月他获得了《伦敦标准晚报》1983年度的最佳戏剧奖。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一个月后，苏联当局以“长时间不在其位、玩忽职守”的名义解除了留比莫夫在塔干卡剧院的艺术总监职位，又以不按时交党费的名义开除了他的党籍。
1984年6月，他被剥夺苏联公民的身份，开始了他在西方5年的流亡生涯。这段时期他在苏联国内被称为“叛逃”，他的名字从教科书和历史书中被全盘抹去，他之前引起争议的作品迅速被禁，另一些戏还在塔干卡剧院上演，但演出海报上不列出导演姓名。直到1989年，俄罗斯人只能在私底下传诵这位“真正的大师”的名字。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文章有删减，文中观点与本报无关）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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