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迈尔：德国能成为自我克制的新领袖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聚焦
原题：德国承担国际新角色
作者：德国外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
◤1990年和平统一之后，德国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直至成为当今欧洲的一支主要力量。由于外界对德国褒贬不一，德国外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认为德国有必要更加清晰地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德外长施泰因迈尔阐释了德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其外交政策的原则。
在美国和欧盟挣扎在各自的问题和危机中之时，德国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从经济困境中奋起，承担起欧洲最大经济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德国对于全球危机的涉入和贡献促使它重新解释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指导原则。
中德外长会晤
德国是一个能够自我反省的大国：尽管外交原则有所调整，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克制、审慎与和平协商是指导德国与别国交往的重要原则。
当前，美国和欧洲都在试图领导全球。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单级世界的幻象破灭。自2009年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对中东地区的涉入及其全球干涉。奥巴马的支持者，包括我，都认为他对世界秩序及美国实力的变化作出了明智的回应。
同时，欧盟也遇到了麻烦。2004年，在欧盟接纳新成员国的同时，其政治联盟根基丧失了继续深化的动力。欧盟两大创始国——法国和荷兰——的选民拒绝接受欧盟宪法草案。后续的危机犹如火上浇油，极大地鼓励了那些质疑“渐行渐近的联盟”的欧洲人。
目前，二战后由美欧建立的国际秩序遭受压力。各国的脆弱性不断增加，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稳定，点燃了冲突之火并制造出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同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愈加挑战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创建了新的权力中心，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模式；俄罗斯入侵克什米尔后与美欧交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对抗逐渐成为中东的主题，随着中东政治秩序恶化，“伊斯兰国”试图消除国家边界。
在这个背景下，德国依然屹立不动。21世纪初，外界多把德国称为“欧洲病夫”：失业率超过12%，经济发展停滞，社保体系不堪重负等。2003年3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联邦议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的勇气和变革的勇气》的演讲，呼吁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 46 32483 46 14940 0 0 981 0 0:00:33 0:00:15 0:00:18 3209然而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却对变革兴趣索然。施罗德对劳工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联邦议院得到通过，但却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在2005年选举中落败。
这些改革为德国重拾经济实力奠定了基础。德国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加强了其经济地位。德国的贸易优势集中于制造业，并迅速利用新兴市场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德国工人也明智地支持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但是，德国仍然不是经济超级大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德国只不过比大多数国家更能稳住脚跟。
一些批评家认为德国的军事克制是弱点。在施罗德时期，德国参与了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并坚决地反对伊拉克战争。对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军事参与是德国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这是因为德国要担负起维护欧洲稳定的责任，并且重视与美国的联盟。而大多数德国官员反对伊拉克战争是出于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他们认为此举会引发更多冲突。
德国联邦国防军
后来，德国领导人对于军事干涉反复衡量，此类决策所受到的监督程度之高往往惹怒盟友。譬如在2006年夏，我参与协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我认为德国应该支持这个协议，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但是鉴于德国的历史，在以色列边境部署士兵十分微妙。我邀请了三位前任外长赴柏林商讨。曾经的二战老兵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反对该提议，而比较年轻的前任外长赞同我的想法。今日，德国的战舰作为联合国在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在地中海沿岸巡逻，管控进入黎巴嫩的武器运输，这一安排获得了以色列的支持。
德国走向军事强硬的道路并非是线性的。德国不认为圆桌会谈或是武力能够解决问题。
重要的是，基于历史经验，德国人普遍秉持一个信念：德国应该利用其政治力量和资源在国际事务中强化法制。在任何可能的场合，我们选择法律而非武力。因此，德国强调国家间决策制定的合法性，支持以联合国为首的多边主义。
德国的每一个军事部署都接受严格的公众监督且必须获得联邦议院的同意。德国总是在保护弱者的责任和克制的责任中寻求平衡。如果德国的伙伴及盟友能够在外交和协商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德国人希望其政府能够更进两步。这不意味着德国为历史而过度补偿，而是一个反省大国在努力协调历史教训和当前挑战。
虽然地区和国际环境变幻莫测，但是德国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克制。德国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对欧盟的融入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随着美国和欧盟越来越步履蹒跚，德国依然稳如磐石。
德国逐渐认识到不能逃避责任。自从坐镇欧洲中心以来，德国试图利用对话和合作来促进和平，终止冲突。
德国在中东承担新角色。二战以来，德国刻意避免在解决巴以冲突的外交斡旋中冲锋陷阵。但是今天，随着冲突扩散，德国在该地区的涉入更广了。2003年以来，在多国说服伊朗中止制造核弹的努力中，德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德国在寻求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德国协助中东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框架——伊朗协议为此铺垫了道路。欧洲历史可以为中东提供一些有用的经验。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建立了欧安组织，中东国家可以从中找到解决当前冲突的经验教训。
有时，德国需要被他人提醒其历史的重要性。譬如去年我在沙特的吉达和一群知识分子进行对话。有人说：“我们地区也需要威斯特伐利亚合约。”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将宗教与军事力量分离，这启发了今天中东的思考者。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提醒历史的建设性力量了。
在家门口，乌克兰危机检验了德国的领导力和外交技巧。在美国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德法成为与俄罗斯的主要对话者。
德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存在长期的经济政治联系，因而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二者中间人。在国内，德国就如何应对该挑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讨论，这显示出我们的严肃态度，提升了国际信誉。2015年达成的明斯克协议虽非完美，但是确实阻止了冲突的失控及蔓延。
在欧元危机中，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等国进行预算控制并实施经济和社会改革。很多欧洲国家不去要求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承担改革责任，转而指责德国让南欧部分国家陷入贫困和垮塌。
在难民危机中，德国也受到类似的批评。去年秋天，德国打开国门欢迎难民。捷克共和国等国政府担心此举会鼓励难民从本国越境进入德国。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此类担忧毫无根据。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如何且何时能够解决难民问题，但是仅以德国一国之力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屈服于部分选民的要求，从而为接纳移民随意设置限制。
成熟的外交政策不仅需要审慎，也需要灵活。德国促成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协议。尽管土耳其内部问题导致重重争议，但是德国依然认为这个国家在难民危机中的作用关键。欧洲领导人只有与土耳其政府合作才能取得欧盟边境管理的进展。
前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等政治人物称德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势造就德国。或许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命运与欧盟的存在和成功如此紧密相连。今天，德国史无前例地与法国、波兰及其他欧洲国家和平相处，这极大地归功于主权统一及欧盟推动六十余年的资源共享。
在欧盟有能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之前，德国都将尽全力稳住大局。德国会成为负责任的、克制的、自我反省的领袖。（原载于社科报15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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