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对于穷人的意义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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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近代上海城市对于穷人的意义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熊月之
◤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叙事，有两类文字最为普遍，一类是穷人遍地，棚户连片，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类是两极分化，极端悬殊，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两类文字又往往是糅合在一起的。
熊月之 江苏淮阴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通史》导论卷等；论文百余篇；主编《上海通史》等；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843-1949）》首席专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上海通史（新修）》主编。
本文是作者为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立60周年在“城市、文化与国家”学术研讨会”上投稿的论文，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0月，当时属中国科学院。1959年9月，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本所目前设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上海史五个研究室和《史林》编辑部、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
历史所经过六十年的积累和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以学科建设为重点，同时积极拓展智库功能，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学研究重镇。
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叙事，有两类文字最为普遍，一类是穷人遍地，棚户连片，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类是两极分化，极端悬殊，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两类文字又往往是糅合在一起的，直指其间的因果关系，认为穷人遍地正是城市两极分化的结果：
贫富之最不平者，莫上海为甚。富人以穷侈极奢、挥金如土为第二之天性，而视路隅之鸠形鹄面、露肘见踵者，若无所睹。呜呼！富人一宴会，中人十家产，此之谓矣。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穷人的地狱。
华丽洋房的背面，同时却就是二十世纪出现于文明都市中的地狱。
上海是富人们的天国，穷人们的地狱。富人在高大的洋房里，电风扇不停地摇头，吐出风来，麻将八圈，眼目清亮，大姐开汽水，娘姨拿香烟。穷人们在三层阁上，亭子间里，闷热得像在火炕上，臭虫蚊子，向你总攻击，大便在这里，烧饭也在这里，洗浴与卧室也在这里。
在诸如此类的强烈对比、义愤填膺的叙述中，很少有人仔细分析，这些穷人是怎么出现的？他们到底是先贫而后进城，还是进城以后变贫的？城市对于这些穷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本文试图对此做一分析。
所谓贫民，是与富人相对的概念，指物质财富匮乏之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乔启明根据卜凯、李景汉等人对6省农村2854户人家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出，1922-1934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房租、燃料灯光、杂项所占比例分别为59.9%、7.1%、4. 6%、10. 4%、18.0%，恩格尔系数已达到60%，临近绝对贫困状态，可见当时农村居民基本上是贫民。
中国各地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多少不一。学术界依据民国时期各种调查数据综合分析，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总平均大约地主占3%，富农7%，中农20%，贫农和雇农占65%，乞丐、流浪者或其他不从事耕作的贫民，约占5%。这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基本一致。不过，这一比例放在江南一带就比较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曾对相关农村社会结构做连续性系统调查，结果显示，江浙一带地主比例远远没有十分之一，上海附近占的地主占农民总数的1%，武进占农民1.4%，句容占2%，靖江占3%，浙江鄞县占5%，松江竟然是0%，只有太仓最高，占10%。
尽管在战乱情况下，地主富农也会离开土地进入城里，在承平时期，地主富农为了事业的发展，或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也会移居到城里，但是，在灾荒来临或迫于生计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更易于被推出农村，流入城市。按照这样的阶级比例与流动可能性而言，将进入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视为贫民，是不会与实际相背离的。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二十来万，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超过300万，1949年达到546万。这些急遽增长的人口中，属于自然增长的很少，绝大多数为机械增长，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到1949年，上海80%以上的人口是从外地移入的。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几乎是天津（171万）、北平（167万）与南京（103万）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所以，说近代上海是中国吸纳贫穷人口最多的城市，也不会背离实际的。
再看上海城市贫富人口的比例。1935年，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共占总人口80.9%；公共租界农民、工人、交通运输业、家务、杂类人员，共占总人口80.0%。这个比例，不包括商业与文教方面的人口，因为商业与文教方面人口中，有富有穷，没有确切统计。如果加上一定数量的贫穷商人与文教方面的人口，则无论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穷人的比例都超过80%。
一波又一波的贫民涌入上海，或为逃避灾荒，或为躲避战争，或为谋生发展，这几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末，“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以后，江、浙、皖一带，每遇水旱灾害，每遭战乱，农民总习惯于逃往江南，逃往上海。据记载，江苏省“人口之移动，有二倾向：自长江以北移止长江以南；江南各地则集中于上海，或经商，或劳动，自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农村固有生活打破，人民不得不求食于四方，但一以上海为壑，向外省者极少，因其为全国第一商埠也。”在一个多世纪中，共有三次因躲避战争而发生的涌入上海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11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
城市并非农民逃荒避难、谋求发展的唯一选择，但城市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193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逃难、作工、谋生、住家的四项合计，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占59.1%，而以别处乡村为目的地的占36.9%。其中，青年人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比例更高，达64.9%。
穷苦农民进入城市以后，无论是工作还是待业，其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近代上海以下各类人员，基本上是由农民直接转化或稍加培训以后转化而来的，即工人、农业人口（农业、林业、花果、畜牧、渔业）、交通运输（服务于一切舟、车邮电行业）、劳工（人力车夫、肩夫工人）、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杂役（理发、镶牙、扦脚、擦背）、无业（流浪汉、捡垃圾、乞讨、废疾、无正当职业者）。
就比例而言，工人最多。上海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已有一些船舶修造厂出现，产生了一些工人。其后，随着外资企业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增多，包括造船厂、兵工厂、纺织厂、丝厂、自来火厂、汽水厂、烟草公司、印刷厂等，工人越来越多。到1894年，上海工人已有5万人。甲午战争以后，外资在上海投资速度加快，清末新政时期及民国建立以后，民族工业奋起，上海逐渐成为全中国工业中心，工人数量急遽增多。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已超过51万，其中工业工人超过18万，交通运输业工人超过11万，手工业工人超过21万。1936年，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占上海在业人员的21%。1949年，全市工人122.5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
近代上海工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较低，职业门槛较低。1930年，曹家渡的230户中，男工与男童工的58%是文盲。1935年，上海印刷工人的79%是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上海某纱厂的男工，60%目不识丁，能读自己姓名的占40%，能写自己姓名的占20%。同一纱厂的女工，目不识丁的占85%，能读自己姓名的占15%，能写自己姓名的仅8%。诚如谢诺所说， “在农业危机压力下离开土地的农民，都是在农村里不能再生活下去的农业劳动力和小土地所有者，长江北岸的江苏地区，那里的生活很苦，蕴藏着大批劳动力经常不断地供应上海、无锡和长江口的其他工业中心。许多棉纺织工人、缫丝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都是从那里来的。”
仅次于工人群体的是家庭服务业人员。从1930年至1936年，此类人员在32万至48万之间浮动，占在业人口的20%至22%。此类人员与执业门槛同样不高的佣工人员相加，约占在业人口的26%。
还有一类人员所占比例也很高，即无业人员，包括失业者、无业者以及在家庭里操持家务而不外出工作的人。此类人员不同时期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数量都相当可观。从1930年至1936年，上海华界此类人员在28万至35万之间浮动，占华界人口的16%至18%。1946年，此类人口97万，占总人口33%。1949年，此类人口近126万，占全市人口25%。
以上三类，即工人、家庭服务业人员与佣工、无业人员，都对文化要求与职业门槛要求不高。此三类人员相加，几乎占上海15岁以上人口的四分之三。就经济收入与生活程度而言，与商人、军政人员、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职业相比，这三类人员多属贫穷。这些人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比较贫穷、非常贫穷与极端贫穷。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棉纺厂
就工厂工人而言，尽管其中有工种的不同，有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异，有熟练、非熟练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说，其实际经济收入和社会评价，都不是社会最底层。只要有份稳定的工作，其个人与家庭的温饱是基本能够维持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尽管有经济恐慌等各种波动，但上海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总体上是基本稳定的，其工资收入基本稳定，工资率波动并不很大，生活程度基本稳定，生活费指数起伏较为有限。来自上海以外的第一代移民劳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只要能够在工厂企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在上海落户、成家，并由此形成上海工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熟练工人队伍。
在城市职业群体中，工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评价，不及公务员、商人、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脑力劳动者，但比起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要高一档次。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最低级文官的一半，小学教师的三分之二，大学教授的十几分之一。但是，比起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劳工来说，他们则好得多。人力车夫多住棚户区，工人则有自己的住房，极少居住在棚户内。三十年代的杨树浦，是上海工厂最为集中的地方，据沪江大学教授的调查，该处工人极少住在棚户内。在社会评价中，工人也是相当正面的形象，“大的方面，因工业化为当时中国发展之经济目标，因此工人往往与国家兴旺相联系，小的方面，女性能当上工人则会成为家庭的荣耀。相反，棚户区的那些苦力包括人力车夫，往往被指为懒惰、无知、肮脏，并常与犯罪等现象相联系。一般而言，只有社会的最底层才有可能被这样污名化。”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对沪南、闸北等7个庇寒所之类单位收容的1471名游民进行问话，发现被收容人员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或为无职业者，或为小工小贩，或为退伍兵、店伙人，或为车夫、船工，其中做过机器工人的只有4人。这也说明，由产业工人沦落为游民的几率极低。
与乡村农民比起来，工人更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上海工人的收入比起农业劳动者要高得多，雇佣工人的最高工资是农业劳动者的 7-10 倍，最低工资也是农业劳动者的 3-7 倍。1933 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 178 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26 元，前者为后者的 6.8 倍。根据田中忠夫的研究，江苏省农村的农业工资，即使是比长工有较高工资的短工，膳食由雇主提供，每月只有 3.6 元，而在上海，即使是中国人住宅及公司中的仆人，每月就可以得到 5-6 元的工资。乡村长工每年 27 元的工资，远不及上海人力车夫一年一百多元的实收。江苏省比较富庶的吴江县，农忙期间工资最高的散工工资，每日 2 角，也只相当于上海清洁夫 每月6-7 元的收入。
与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工人的收入也是较高的。同一时期，南通大生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上海纱厂的工资低10％至20％，上海火柴业工人的工资是重庆同类工人的2-3倍。“不管是何种行业、何种工种，无论有技术与否，不管男工女工，上海工人的收入都比外埠工人同类工种的收入高。”
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总结说，就工资水平而言，无论供食不供食，都市均高于农村，大都市工资高于小都市与内地城镇，“就此月工工资而言，农村工资低而小城市工资高，大都市工资更高。此所以农村人口要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要由农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了。”
由此可见，评价近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要注意两个维度，其一是低水准，诚如张忠民所说：“必须肯定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无论是工资水平还是生活程度都是低水准的。这一低水准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工人阶层比是低水平的；二是除了城市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城市贫民、无业游民阶层之外，与其他社会阶层比，也是低水平的；三是就其生活程度以及消费内容来看，也就仅仅是只能够维持最基本温饱的低水平消费。”其二是有提升，无论从实际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从社会声望还是自我感受，无论是与与乡村还是与外地城镇相比，那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上海工人，其生活质量、社会声望都有所提升。工人阶层在上海城市社会所处的地位，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群，但不是非常贫困、更不是极端贫困。
相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属于非常贫困的群体。民国社会统计分类中，通常将此两类人归为“劳工”一档。人力车夫是上海数量可观的一个群体，不同时期上海人力车夫数量相差很大，1930年有8万人，1937年约11万人，且不包括数量相当可观的自用人力车的车夫。由于人多车少，他们往往两人或三四人合拉一辆车，拉一日闲一日， 每月拉车约15-18天，呈半失业状态，平均每月净收入只有8-10元。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同时期工人中收入最低的缫丝业的女工收入，男女时件工中收入最低的女时工的收入，只及工厂男工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码头工人的工作更是辛苦万分，笔墨难摹。民国时期，上海码头工人曾多达十万人。由于供大于求，他们手拿杠棒，衣衫褴褛，“不管风霜雨雪，数九寒天，码头工人只好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饿着肚皮，蜷缩着身子，守候在码头门前，等候封建把头发工作票。有时一连跑了几个码头都没有拿到工作票，这一天就只好勒紧裤带喝西北风。碰到运输淡季或台风大雨，情况就更糟糕，一连几天找不到工作，也是常事”。
人力车夫与码头工人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收入低，社会评价也比较低。他们的名字通常与棚户区、滚地龙连在一起。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失业者、流浪汉，比起守在家乡的村民，他们的境况，还不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据调查，车夫每月拉车净收入为9.23元，这个水平自不如在工厂的工人，但是，比起农民来，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上海一位人力车夫说过：就算是拉车饥一顿，饱一顿，相比之下，也还是“拉黄包车比较好一点，以前乡下种田，生活不了，再说现在哪有地种呢？”1934 年，上海市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对 49 个人力车夫在上海居住年限的调查结果是：车夫居住上海的年限自 3-44 年不等，平均为 15.9 年；已拉车的年限自 1-31 年不等，平均为11.5 年，大多数在 5-9 年间。一个人连续多年拉车而没有改行，说明他或者没有改行的欲望，或者没有改行的能力，或者不改行也还能维持下去。另据调查，车夫59人中，有 20 人自离家后从未返乡，19人回乡之目的仅为探视，只有 5 人返乡系为帮助农事。这也说明，生活虽贫困，人力车夫仍愿长期居留于城市。诚如调查报告所称：
人力车夫大都为农村之破产农民，在乡间无法维持生活而来沪谋生者。彼等因未受过教育，无专门谋生之技能，遂不得不仿效牛马以图生存。……今日之下，农村破产，方在制造大批人力车夫后备军，源源而来沪求生。
无锡码头的一位来自盐城的工人说得很实在：“在无锡生活与在苏北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的看法是苏北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里我可以吃到米饭……至少我们在棚区能赚一些钱，而在农村我们赚不到一分钱。”他说的是无锡情况，放在上海也一样。与业已破产的农村相比，人力车夫与码头工人在上海至少还可以维持生计，而在农村连最低的生计也维持不了。
与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相比，还有更差的群体存在，这就是无业人员，包括流浪汉、捡垃圾者、乞讨者以及其他无正当职业者。此类人员为极端贫穷者，处于社会最底层。上海历年职业统计中，有的时候将流浪在社会上的无业人员，与待在家里不上班的从事家务劳动者一并统计，有的时候分开统计。1946年将此两类人员分开统计，流浪在社会上无业人员有139968人，以闸北、洋泾两个地方最多，闸北区有15742人，洋泾区有11799人。这类人员来源比较复杂。1929年的调查表明，其中有逃避债务者，有退役士兵无业可就者，有不堪师傅虐待而外逃者，有吸毒、赌博、嫖娼堕落者，有因年老体弱无法就业者，但大多数是因穷失业、来沪谋生而未果者。1471个被调查者中， 有940人是来上海寻找工作的，占64%。他们或听说上海工作易找而贸然前来，或随亲友而来：
盖内地人目光中，以上海为最富华之区，有似银钱铺地俯拾即是之想象，并以为工商业发达，谋事甚为容易，遂不惜摒挡资斧梯山航海而来；亦有以亲友在沪做事，而不量亲友之能力，亦是自顾不遑计及一身之辈，而乃贸然而来，失望而去，欲归不得。
其中有53人此前是农民，问他们因何而来，回答“无非艳羡都市文明，欲向都市中讨生活，结果仍无所获”。这些游民之籍贯，以江苏最多（756人），浙江次之（332人），其他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都在20人至80人之间。大抵离上海越近，人数越多。以在沪逗留时间而言，一个月到半年以内的有725人，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有153人，一年以上有557人。这一方面说明流民在不断流动，半年以内的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流民在上海已经超过一年，他们似乎就打算扎在上海不想流动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么，这些流浪汉、无业者何以为生呢？
其中，有一些人靠拆迁废旧房屋为生，被称为“三光厂”的人。他们成群活动，为的是拾捡一些遗弃的木材废品。“此辈百十成群，专伺居民拆迁之最后一日，任何扫除之役，并不取值。盖所谓扫除者，非对于垢秽而言，其目的所在系搬取迁出时之遗剩废件，如朽木、破器等均为搜括，相沿成例，遂有不待主人辨别弃取彼辈已自由行动者，常至喧争不已，虽鸣捕亦无如何。……但此种人数虽众，平日尚无其他不法行为，捕房恒宽待之。”另有一些人靠卖艺乞讨，其场所便是所谓的“露天舞台”。闸北宝山路、永兴路口，虹口的红江庙、下海庙、沪西的曹家渡、小沙渡、英租界的新闸路等空地上，都有此类场所。法租界的南洋桥、安纳金路，大世界东南的一些街区及八仙侨，则是民国上海最大的露天舞台，爱来格路、东自来火街、西自来火街、宁波路等街区，都挤满了不同类型的娱乐场子。表演节目有独脚戏、说书、魔术、卖梨膏糖、唱大鼓、花鼓戏、车技、西洋镜、木偶戏、剑术、走钢丝、斗兽、说因果、气功表演、吞剑表演、驯猴、畸人表演、说唱等。以卖唱为例，他们先在地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大圆圈子，写上“平地舞台”的字样，然后，操起京胡，开始表演。他们在表演中间，或者结束的时候，便行乞讨：
露天舞台的演员，真是件件皆能，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这样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落得这一个怪可怜的场合里，真使人兴“上海吃饭难”之感！你想一把胡琴，自拉自唱，哼上几声“三姊不必泪双流，丈夫言来听重头，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同时还要唱几声“一更一点月正东……”的小调，还要奏一曲《何日君再来》、《永别了，弟弟》等，的是非凡。假使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怎能胜任？虽然是生得这样的灵敏，却是境遇是很可怜的，只要听到他们向观众讨钱的时候，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境遇了。他说：“请大家赏光赏光，还要请多多的捧场。如果认为我唱得好，就请掉下几个钱来！出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如果认为不好，或者袋里钱不便，请二只腿帮帮忙，多站一会儿，捧捧场，免得我丢脸。如果一旦唱好了，你也走我也跑，叫我吃什么，还要请在场的各位爷叔帮帮忙！”这一席话，说来虽漂亮，赤裸裸地表示出走江湖的生活可怜呀。
他们讨钱的方式，是“用一只胡琴屁股，向场上各个观众讨钱，一个铜子二个铜子是随便你的，假使身边不便的话，他们也不一定是要的，而且叫你不要走开，帮帮场子。”
更有一些人以种种方式在街上乞讨，包括告地状、赶猪猡、说好话、打鼓、口技、吟诵八股文、鞠躬行礼等，有的比较文雅，有的比较粗野。更有一班名为帮助拉车、实为强行乞讨者，他们专候在外白渡桥、自来水桥、天后宫桥、盆汤弄桥、老闸桥等处，轮流浜人力车夫八车子拉上桥头，然后向车中乘客要钱。
包括乞丐在内的各式流浪者的收入，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据研究，拾荒、拾煤的儿童，每天可得三角左右，拾垃圾约月入五六元。拾荒者，走街串巷，收拾破烂，卖到旧货摊上，每天可得二三角钱；码头丐，即专候在码头上帮人扛包抬货（不属于正式码头工），生意好时，每天能得七八角钱；拾香烟头丐，将拾到的香烟头汇拢起来，卖给人家，每天所得之钱，也能免除饥饿。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浪者进了收容所，或者流浪街头，居无定所。从晚清开始，上海租界、华界就陆续建立了一批收容所、庇寒所之类机构，收留流浪者。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开放了一批房屋，收容乞丐。同治初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陈福勋出面，在新闸大王庙后，建立上海栖流公所，经费由沪上富商捐助。公所占地13亩，收留了众多无家可归者，并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1891年，北四川路上也有名为元济堂的收容机构建立。民国时期，上各式收容、教养机构更多，包括沪南有四个庇寒所、闸北有一个庇寒所，有淞沪教养院，宗教界设立的一些教养机构，各种同乡组织也有一定的收容功能。上海市社会局对1927年所办各种收容、慈善事业进行统计，计施医695752号，施药89686元，设义务学校25所，有学生4677人，习艺所4所，学生215人；收养贫病3734人，收养贫儿511人，教养游民120人，留养迷拐妇孺358人，留养妇孺587人，养老213人。上海残疾院在1919年至1925年间，收容残疾人225人。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在1912年至1937年，拯救人数达16000余名，将不幸妇女收容，或帮助安排工作，或帮助介绍对象，或资遣回家。
民国时期，上海市社会局曾分析上海游民何以如此之多的原因，将其归纳为三点：
上海固工商业发达之区，而亦游民荟萃之处。盖以工商业发达，四方之慕名而来者众，以上海一隅之地，势无以应各方之所求，于是谋业而不得者，不久而为游民矣。又以上海绾中外交通之枢纽，道出是途，流连繁华，任情挥霍，囊用皆空而流落者，胥皆一变而为游民矣。此外如自甘堕落，以及工商业衰败，失业为游民者，又更仆难数。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上海收容流民的能力有关。流民的源源不绝与城市收容能力有相互刺激的关系。流民越多，收容呼声越大，收容努力越多，则收容能力越强。收容能力越强，对于外地流民的引力又越大。这是包括乞丐、流浪者等在内的上海流民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晚清时期，有传教士提议公共租界专门设立收容乞丐等流民的机构，被工部局董事会断然否决，其理由是，一旦有了这样的机构，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流浪者来到租界，到头来将不可收拾。
贫民生活在上海，尽管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型设施与优势，还是可以沾其余溉的。以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救治能力为例，民国时期，大城市的能力强于小城市，小城市的能力强于乡村。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城市，由于自来水厂的设立、饮用水的安全、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等，由于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天花、痢疾、伤寒、肺病、霍乱等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同时期的乡村，这些设施、措施仍然缺少，这些疾病依然是农村人口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载有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8个城市中各种原因死亡人口的年龄分组数据， 为1931-1933年的数据。陆汉文利用这些数据，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计算出这些城市中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和普通死亡率14.17‰，同期中国农村人口的普通死亡率为27.1‰。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是大城市的2倍。
再退一万步说，集聚在上海的穷人，即使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比起乡村来，上海有钱人多，慈善机构多，好心人多，新闻媒体多，对于穷人的发现与救济也比乡村要好得多。哪怕死在上海，也还会有同乡组织或其他慈善机构帮其入殓安葬，而在乡村，则可能连这点死后待遇也没有。这是上海贫民，宁愿在上海受苦受穷，也不愿意返回家乡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也有人是到上海以后才由富变贫的，但从总体上说，城市的贫民主体部分是从乡村迁移而来的，是先贫而后入城，而非入城以后变贫。乡民进入上海以后，相当部分变成了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与劳工，也有人成了无业者、流浪汉。其中，产业工人为比较贫困阶层，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劳工为非常贫困阶层，无业者、流浪汉为极端贫困阶层。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之他们此前在乡村，都有所提升。劳工与流浪汉，生活虽然极端困窘，但较之完全破产之农民，处境依然有所改善。产业工人正因为其有较之破产农民尚可维持的处境，在城市中所处的并非社会最底层的地位，所以，他们不可能不顾一切地投身由“左”倾教条主义者发起的工人运动，这是上海工人运动屡起屡败的重要原因。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与财富集聚的叠合，刺激了社会分工，促进新的行业发展，凸显了贫民群体的存在，提升了贫民个人的素质，强化了贫民群体与其他个人、团体对话竞争的力量，也有利于引起政府对贫民问题的重视与解决。
近代贫民在上海的高度集聚，为贫民群体向上移动提供了营养与动力，提升了贫民群体抵抗风险、应对灾难的能力，增强了这一群体在城市生存的耐力。
美国学者格莱泽所著《城市的胜利》，讲印度、拉美国家大城市贫民窟问题，认为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城市吸引了贫困人口；贫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乡村破产的缘故，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说明城市对这些人的吸引力。这一结论，对于分析近代上海城市贫民问题很有参考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上海城市虽不是贫民的天堂，但至少是他们的希望，而绝不是他们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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