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捍卫我们的文化自信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纵深
原题：文化自信要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主导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李建华
◤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自信？如何把握其内在机理？这是践行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或心态，至少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自知、文化自省、文化自成几个基本要素，并且这些要素是呈层次性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要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能高度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是一种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
文化自觉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早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就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许苏民先生也曾经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但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思潮，却始自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的讲话：“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我所理解的当下中国的文化自觉主要是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我国正处于由单一的经济转型向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转型具有时间长、负载重、速度慢等特点，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动”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文化。
文化总是时代的“先行者”，也是社会运行的“润滑济”，更是“制动器”。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转型通常首先表现为文化的转变。比如西方工业革命集中表现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核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确立，或者说，是由新兴的价值体系所引领的。我国历史也是如此，“三民主义”引导了旧民主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则指引了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催生社会转型的内因，但文化先行似乎是社会转型的常态。
社会转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冲突，只有解决价值冲突，社会转型才有明确的方向。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并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文化自信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自知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同时包含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我们的精神家园。
同时，我们还要了解当代的中国文化。当代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最为核心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内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的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具有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规律，指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历史的向度，又指向未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成果，又形成于中华文明历史积淀之中。它所承载的科学性、历史性、民族性使之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过程不难发现，它虽然具有价值构建的意味，但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同胞认同共识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只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进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结果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性，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道德期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光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不足以产生文化自信，因为了解也有可能产生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悲观主义，只有基于深刻的文化反思，理性地分辨出文化的优劣，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从而避免文化的悲观自贬或者文化的盲目自信。
文化自省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审慎反思和科学合理地评价，主要是避免两种倾向：“自我中心论”和“全优论”。
文化上的自我中心论就是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是好的而排斥其他文化。科学的文化自信就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化。我国文化转型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竞争与融合，经济的相互依赖必然带来文化的取长补短。 以往我们在世界文化的交往中都处于防御性的态势，更多着眼于在外来文化渗入的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特性，在合理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抵御不良思想观念的侵入。
时至今日，我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幅增强，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我国正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制定了“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剧南北经济差异的同时，也客观上维护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只有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地位，才能打破世界文化的旧有框架，既保持好自身文化的优势，又形成多元文化体系相互对话的格局，千万不能因为文化自信而导致中国文化的“唯我独尊”。
对待传统文化也不能有“全优”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好的，甚至把封建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而不加分析批判地乱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一定要剔除的，即使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有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非所有传统文化。同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进行现代性的观照和转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我们形成了独有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价值构建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原因。不可否认，传统文化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必然受到历史局限，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甄别和扬弃。我们正处在民族历史的节点，承载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话语之中，为其注入时代的活力，是我们跨越现代型历史断裂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民族没有深刻的文化自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自成就是自己成全自己，获得成熟与成功。文化自成就是中国文化能达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成就，具有强烈的对外输出功能的最佳状态，也即文化自信的最佳境界。要实现文化自成，当务之急是要实现从文化防御到文化主导的转变。不可否认，我们的文化建设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采取的是一种“堵”的方式，这一方面是没有自信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因为由“怕”生“堵”，由“堵”而“慌”。
孔子学院
防御性文化在根本上仍然属于输入性文化，必须根据外来文化的输入情况随时调整文化策略，但这种调整总是存在滞后性，总是处在被动的局面。同时，防御性文化难以建立自己的文化话语，文化生长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甚至难以脱离外来文化的言说框架。这些年我们的文化话语体系西化现象令人堪忧，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中国声音不强，甚至可以说百年中国的文化对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当前的文化交往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基于个体的文化交流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组织的文化交互，成为文化互动的主要形态。在这种条件下，防御的成效大为降低，不构成捍卫自己文化体系的有效选项。
树立、巩固我国文化的世界主体性地位，从文化防御走向文化主导是我国文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化主导还意味着我们的国际文化交往重心要从接收外来文化调整为输出民族文化。
我们以商业贸易为平台，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我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世界各地通过办孔子学院来宣传中华文化，也是初见成效。文化主导意味着我们要从世界文化的跟随者变为世界文化的领导者，在今后的国际对话中，我们要采取主动型战略，以我国的价值观为导向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提高文化的国际权威，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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