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写作，为了拯救民族记忆

反思 

写作，为了拯救记忆

——青岛 柳士同

彭小莲女士说“生命在于记忆”，此言甚是。

人，一旦失去记忆，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而一个民族倘若集体失忆，那又该是怎样地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必须抵抗失忆拒绝遗忘，而抵抗失忆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便是写作，以各种真实的文本来保存记忆和拯救记忆。

— “虚构”绝非空穴来风 —

若干年前，评论界就有“虚构写作”（或曰“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或曰“非虚构文学”）的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严格说来，又很难予以界定。小说创作毕竟源于生活，不是说虚构就可以凭空想象。小说的素材是从生活中汲取的，小说的人物往往有其生活的“原型”，小说的情节往往来自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再怎么虚构也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违背生活本身的逻辑。就连那些被人们认为一味追求票房价值的欧美“大片”，有许多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既是“真实事件”，那就必然会给我们留下真实的记忆。

可见，“虚构”绝非空穴来风，无不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依据。反之，“非虚构”也不排除某些合理的想象。中国的史书多为“纪传体”，其文学色彩颇浓，不少历史场面人物言行都是用文学语言去描述的，不可能没有虚构的成分在内。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史记》中的“鸿门宴”、《资治通鉴》中的“赤壁之战”都是如此。史书尚且如此，文学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一般都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小说离不开虚构，散文却必须是真人真事，可真人真事也很难保证没有想象的成分在内。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度”——即使虚构也不能离谱，胡编乱造肯定是不行的。诚如苏联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说的，“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的毒害”，就跟“军队使用毒瓦斯一样”，因此，她写的文章“一定保留牺牲者的名字，并说出死亡的原因”。去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很好地承继和秉持了利季娅的这一文学操守，以她的“非虚构写作”，真实地记下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苦难。她拯救着人类的记忆，并希望有一天能把苦难全部兑换成自由。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的写作则未免令人惭愧。那些“戏说”“神剧”之类的，与文学相去甚远，不提也罢。就那些被称作“严肃文学”的作品，它们真正“严肃”地直面生活了吗？过去我们常把“细节的真实”挂在口头，那是因为细节永远骗不了人；可偏偏就在至关重要的细节描写上，我们的作家往往罔顾事实，信口开河。王彬彬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被视为“红色经典”的《红旗谱》，“细节拙劣”“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几乎“每一页都是虚假”。可就这样的虚假之作居然被推崇为“史诗”，真不知这样的“史诗”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即使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所谓“传记”“日记”“回忆录”等，也多有轻重不一的造假和作伪成分，其结果无非是在继续篡改历史歪曲现实遮蔽真相。试问，我们究竟能有几位作家如鲁迅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呢？

“新时期”伊始，人们出于对伪现实主义的厌恶，一度热衷于现代主义，但由于我们知识储备的不足，思维方式的僵化，所学往往是东施效颦，最终则沦为伪现代主义。别的不说，仅一个《百年孤独》的开头，居然被我们某些作家反复模仿了三十年，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西方现代主义的滥觞，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创立，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即使“荒诞”“魔幻”“意识流”，都无不遵循社会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潜在逻辑。它使作家不仅能够穿透生活的真实，而且可以抵达内心的真实。一个从来缺乏逻辑思维和心理科学训练的民族，别说创作什么现代主义的作品，就连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诸如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往往也写不出来呀！上个世纪80年代，不是没有作家尝试，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不懂逻辑固然是一方面，懒得动脑筋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哪怕是一些著名作家，也往往喜欢凭空臆造信马由缰，叙述也好描写也好，就连语言都没点儿起码的节制。

— 不能在现实面前选择性失明 —

文学虚构的“度”，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文学的“真实性”。这应该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尺度，其他写作自然更得恪守了。

然而，文学真实性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曾屡屡遭到批判，批判的结果则是导致假大空盛行。如果我们开口闭口都是些假话套话，我们怎么可能拥有真实的记忆？今天的德国之所以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不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全民反思和忏悔二战时期纳粹犯下的罪行吗？这一反思应该说是跟1961年汉娜·阿伦特的纪实文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问世分不开的。自那以后，许多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地用自己的作品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唤醒人们对极权主义罪恶的记忆。最近才出版中译本的《幸运男孩》，作者托马斯·柏根索尔不是还在继续写作“奥斯威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知人们真相吗？在他看来，“每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都有一个值得去讲述的故事”。“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全世界不要忘记这场人间悲剧”，并用“自己的经历和反思，唤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保护人权”——《幸运男孩》的写作再一次告诉我们，拯救记忆实在是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事情。

对于这部书稿，英美一些出版商开始还认为“关于大屠杀内容的书卖不出去”，不太愿意接受；但该书由德国首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之后美国出版的书也售出了20万册。

相比“有德国年轻人不相信奥斯威辛真的存在过”而言，我们不是也有许多年轻人不相信“三年饥馑”“十年浩劫”“真的存在过”？不是还有更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分明知道甚至亲身经历过，却纷纷选择了遗忘吗？

因此，如何面对奥斯威辛后的写作，如何拯救我们的记忆，仍然是全世界所有作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作家尤其如此。绝不能再在历史与现实面前选择性失明了，“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仅代表作者观点，原载于社科报总1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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