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华：上海方言研究的开拓者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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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许宝华：上海方言研究的开拓者
作者：本报记者 尹英
◤与84岁高龄的许宝华先生电话约上门采访，他再三推辞，认为自己很平凡，没有什么突出之处。而这位谦逊的耄耋老者正是主编了《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篇幅和《辞海》差不多的巨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屈指算来，自1956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踏上学术之路始，许宝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来，一直与先生相伴的就是汉语方言的教学与研究。
许宝华先生，1933年2月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一户清贫农家。约十一二岁，随父母来到上海。1950年始在小学教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许先生从上海大学文学院（夜班）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之后毕业，暑假还没过完，就被选派去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而正是这段研究班的经历，让先生和方言研究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并开展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为此，从全国高等学校抽调社科青年学者来研究班进行方言普查人员的培训。许宝华作为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届语言专门化的毕业生，被选派到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
说起研究班的指导老师，84岁高龄的许先生还是难掩兴奋，说出了丁声树、李荣、吴宗济、徐世荣、周殿福等多位全国语言学名家的名字。得到名师的耳提面命，风华正茂的许宝华勤奋学习调查汉语方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过半年培训，许先生当时觉得，“汉语方言内容很丰富，很有意思，很值得了解和研究”。先生告诉记者，“这个研究班不仅提高了我的方言专业水平，也使我对方言逐渐发生了兴趣，加深了了解，引导我走上了研究汉语方言的道路”。
1957年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之后，许先生开始参加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同时在复旦大学以助教的身份走上讲台，讲授方言调查课程。
为了备课，他阅读了多部方言方面的历史文献。而这类历史文献为他展现了方言的另一番景象：比如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扬雄的方言词汇集《方言》（即《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悬诸日月而不刊”的方言著作。之后延续《方言》思路的代表性著作为晋代郭璞的《方言注》、近人章炳麟的《新方言》等。
而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著作中也都有方言俗语的记载。还有更多的有关方言研究成果散见在一些字书、雅书、韵书、古书训注、笔记和方志当中。
这些丰富而又分散不容易找到的历代方言著作，让许先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编一部汉语方言大词典，把历代方言著作里的方言词语集中起来并加以解释、会通，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
可以说，用大词典的形式对汉语方言进行通贯古今、覆盖全国的多方面介绍，这将是一个创举。虽然许先生的这个想法在“文革”前就有了，但是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尤其是缺少编篡大词典必要的经费。于是这个想法只好被许先生深藏在心底，但他平时开始留心收集古今南北的汉语方言资料，他坚信，“积累的资料有朝一日总归会用到的”。
1981年前后，许宝华先生去日本访问，认识了日后成为《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另一位主编、日本学者宫田一郎教授。多次交往熟悉以后，许先生就和宫田先生说起了编写大词典的想法。志趣相同的宫田先生表示赞同这一想法，并设法筹措资金。
最终，1986年7月，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院士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签署《〈汉语方言大词典〉合作编纂意向书》。“当时约定是五年完成，对于编写一部大型方言词典来说时间是很紧迫的”，许先生说，“但我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复旦大学校方也很重视这个项目，工作条件比较好”。对于许先生来说，想到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更多的是兴奋，“五年中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编词典上了”。
但是，要从无到有，编写一部通贯古今南北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对许宝华来说毕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只能边做边摸索。1986年9月开始，编纂组开始长达两年四个月的卡片制作阶段。那时全部词条都要手工做成一张张卡片。
不仅如此，许先生还要求在收录词条和资料方面要在“大”字上下功夫，目的就是要编成一部词目丰富、内容充实的大型方言词书，以满足一般读者和各学科专业人员参阅、查考古今汉语方言词汇的需要。
为此，许先生可谓费尽心思，千方百计扩大资料来源。他指着书柜上一套他的学界朋友陈章太、李行健两位先生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告诉记者：“当年这套书还没有出版，里面有近100个方言点的词语资料，我就向他们索取，结果全部都给我们提供了。”后来这近100个方言点的词语材料被做成了卡片，汇合到了大词典的1000多个方言点的语料之中了。
卡片制作阶段，编纂组同志走访市内和外省市的图书馆，向全国汉语方言学界发信联系，征求汉语方言研究的已刊和未刊稿。正是根据先后所得到的大量方言资料，编写组制作了近60万张方言词汇卡片，“卡片箱层层叠叠摆满一个四五十平方房间的四壁”，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回忆道。
正是依据大量的方言资料卡片，《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目才能达到近21万条。还值得提及的是，《汉语方言大词典》非常尊重每一位提供材料的学者的劳动，在附录中如实地列出“本词典引用古今语言文字类文献目录”，以对正文材料的来源、出处作出明确交代。
积多年之功的《汉语方言大词典》于1999年4月出版，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谢自立教授曾专门撰文指出，《大词典》“不仅搜罗了宏富的资料，而且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好的体例框架”。在谢先生看来，尤其是为每个词条标注词性，堪称词典的一个重大突破。
由于汉语缺乏丰富的形态，给词性标注带来一定的困难，过去一般的方言词典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大词典》开风气之先，率先在这方面做了试验。许先生说，“当初我们没有知难而退，因噎废食”。编纂组之所以决定给《大词典》收录的方言词语标注词性和方言系属，就是因为要提供较多的信息量，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英语词典鼻祖塞缪尔·约翰逊曾称词典编纂是“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称词典编纂者为“无害的苦工”。
然而在许先生这里，这项工作却“很有乐趣，很有意义”。他说他喜欢研究方言，还给记者举了一个小例子：
普通话中的“晚霞”，上海郊县方言有“胭脂红”的说法，“这多生动，让人联想，富有美感”。
说到此处，先生神采飞扬，乐得笑起来。记者分明感受到先生对方言研究的热爱。
他说：“我们既要推广普通话，也要保护方言，提倡人人都会‘双言’，即既会说普通话，也会说家乡方言，体现和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除了《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集大成之作外，许先生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汉语方言尤其是上海方言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比如1957年，在《语文知识》第12期上发表了《上海话的读书音和说话音》。稍后的1962年，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和汤珍珠先生合写的论文《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与同事和研究生合著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方言词典》、《上海话大词典》和《松江方言研究》也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方言专著。其中《上海市区方言志》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李荣先生主编包括《上海方言词典》在内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曾荣获全国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目前，先生还以耄耋之年做着《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数十年来，先生为汉语方言尤其是上海方言的研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与学界同仁一起，将上海方言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表示，人类应该像关心世界动植物物种消失那样关心濒危语言。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宝贵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因此全人类都应该抓紧时间去记录那些处于濒危的语言，保护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许先生毕生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热爱方言事业，意义或许恰是如此，值得发扬光大。
对于许宝华先生而言，令学界称道的，除了他自身汉语方言研究的丰硕成果外，还有就是在近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不少方言学、音韵学及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人才，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内卓有成就，使得汉语方言研究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曾受教于许先生的石汝杰教授，目前在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外国语学部任教，他通过邮件向记者表示，许老师为复旦大学语言专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许老师的不懈努力，才有现在这样的师资队伍和学术积累。
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是许宝华先生招收的“文革”后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是许老师引导我进入语言学，尤其是方言研究领域的。”他抄记许老师上课内容的笔记，一直保留至今，始终伴随着他的学术探求之路。
钱教授回忆起当时许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田野调查是许先生最为看重的基本功。比如，他会让每位研究生选取一处上海郊区的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然后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做田野调查，之后才能写论文。
虽然许老师对学术研究要求严格，但钱教授强调许老师在学风上很民主，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放到桌面上一起讨论。“这种扎实、民主、纯正的学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不容易”，钱教授感慨道。这也令许先生的高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朱晓农念念不忘，他们共同回忆道，在复旦大学求学的“那几年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对于弟子们取得的卓越成就，许宝华先生却向记者表示：“这主要归功于他们自己。”他解释说，这些学生能在70年代末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复旦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大浪淘沙。他们热爱学习，基础扎实，也极为珍惜复旦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良好学术环境。
而当记者问及在教学上最注重什么的时候，许先生的回答正是钱乃荣教授所说的田野调查。许先生说：“我一直强调理论联系语言实际，研究方言一定要深入调查。”这一观点，早在许先生1956年参加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时就打下深深的烙印。丁声树先生曾经对他说：“方言研究，调查越深入越好，观察越细致越好。”
采访临近结束，许宝华先生在谈到语言资源和人人都应会说“双语”、“双言”的问题时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多年前的经历。他曾去福州鼓山一带游玩，途中迷路，用普通话向一个砍柴的十四五岁小姑娘问路，小姑娘听不懂，小姑娘说的方言他也听不懂。这段经历令许先生感触很深，“我虽是所谓的方言学者，却听不懂也不会说当地的方言，真是学海无涯啊”。
许先生还说：“现今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有学问，所以，在晚年我还想在方言学领域继续做点工作。”执着、严谨，谦逊、朴实，许先生所体现出的传统中国学者的风范，恰恰是如今这个学术浮躁年代最宝贵的，亦是最需要的。（原载于社科报总15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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