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迪斯尼的文化地理学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洞见
原题：迪斯尼的文化地理学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朱 军
◤鲍德里亚在《美国》中说，美国是整个西方的具体化，加州是美国的具体化，米高梅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是加州的具体化，那么这里就是整个西方的缩影。
迪斯尼文化是当代文化地理学者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它是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当代西方文化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鲍德里亚、大卫·哈维、段义孚、詹姆逊、索亚等等都为迪斯尼文化所深深震撼，他们以迪斯尼为灵感来源和分析对象，生产出当代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一系列重要观念和思想。
全球化的时代，城市化与迪斯尼化日益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现代都市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不可避免地迪斯尼化了。现代城市和生活的诸多方面正在呈现出主题公园的某些特征。
《泰晤士报》曾将伦敦的“金丝雀码头”称为“主题公园城市”。迪尔在《后现代都市状况》中进一步描述：迪斯尼乐园是现代城市公园的原型，它进而塑造了“作为主题公园的城市”。这一城市形态与加利福尼亚和洛杉矶所代表的美国梦相连，强调乐观与宽容的品质，产生出由尝试、冒险和希望等精神所孕育的建筑和社会形态。
这一种人文景观形态被人本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称为“中间景观”，即大自然和人造大都市之间的景观，是人类理想和现实的中介。
乡村与自然最为接近，而迪斯尼乐园与自然之间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但是它还是没有转化为城市。一次应邀参加加州主题公园研讨会的经历促发了段义孚对于“逃避主义”的思考。他看到人们沉醉于魔幻世界和童话仙境中，以“逃避”现实中的种种烦恼，“逃避”一词遂成为打开“我—它”和“我—你”关系的一把钥匙。
精心设计和管理的迪斯尼乐园经常受到大众的批评，人们认为它是在鼓励孩子们形成不负责任、没有约束的生活态度。
但是段义孚名作《逃避主义》却要从中思考：在根本意义上，文化是不是一种逃避的机制？若是把文化视为逃避或逃避主义，那么就是等同于认同那些有过逃避经历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心理倾向，即人们在遭遇不公的对待时或被限制太多时，就不愿意接受现状。
当然，他们所做的各种逃避的努力有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不管如何，对于他们本人或旁人或自然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灾难。丰富的想象会将人类带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可能让人类逃往更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谎言和骗局，自我的白日梦、疯狂、无法形容的残忍、暴力、破坏，总而言之就是邪恶。
人本主义地理学提醒人们，迪斯尼的梦幻既带来“逃避”也会招来“暴力”，借用著名城市地理学家福格尔森的书名《布尔乔亚的恶梦》，迪斯尼催眠的也可能是一场“布尔乔亚的恶梦”。
迪尔也警惕地说，梦幻般的建筑设计很容易转化成畅销的产品，因此销路看好并加以包装的风景在这里得到设计，这是一个由房地产商包装并确定价值，由生产商确定品味和消费偏好的城市化幻景。
就空间构型和城市景观而言，迪斯尼和“作为主题乐园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洛杉矶似乎仙境已成，不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地理学的探照灯下，这一“仿真仙境”因其以假乱真的“仿真性”，暗藏着后现代的恐怖。
迪斯尼是现实世界的“全息缩影”，是鲍德里亚和詹姆逊所谓“超空间”的典型。迪斯尼所代表的“超空间”是一种幻象，承载的是摹拟体和仿真，它“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指导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
人们沉迷于梦幻之中，全景敞视主义在社会空间中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真实”的美国隐身于错觉和幻觉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无处不塑造迪斯尼，鲍德里亚认为这和福柯的“全景监狱”无异，空间的幻觉掩盖了规训与惩罚的本质。
在艾柯的眼中，迪斯尼乐园正是“一个没落的乌托邦”，充满“虚构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绝对的现实又是绝对的虚幻。
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的研究则综合了鲍德里亚和艾柯观念，将迪斯尼模式推广到后现代的都市研究。后现代都市的重要特质是，迪斯尼式的“诡景”让虚构都市变为现实。
她将超现实景观表征为一种欺蒙，或者说得好听点，一种超级欺蒙的“诡景”，一块以假乱真居住策略的神奇园地。这里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乌托邦，一个虚构的天堂，却成功地让你确信这些虚构的东西，最像电影和电视“情景喜剧”，最像光明的美国梦。
美国梦的实现不是没有代价的，乌托邦的背面往往是“反乌托邦”。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开头为我们列举了这两种乌托邦，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前景。
它们分别是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代表了两种暴政。前者是极权文化的暴政，后者是娱乐文化的暴政。
极权让文化窒息，自由泯灭；不过当美丽的新世界中不再禁书，赫胥黎却担心书籍本身成了被厌弃的对象，文化在欲望的恣意流淌中庸俗化为娱乐垃圾，人类因为娱乐失去了自由。
《1984》中“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美丽新世界》中“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反观19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从《1984》的梦魇中走出来不久，人类正在陷入《美丽新世界》的泥潭。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便是《娱乐至死》所揭示的迪斯尼以及文化工业的真相。
两种乌托邦即是两种现实，一种是“适彼乐土”，一种是“乐不思蜀”。 从“适彼乐土”到“乐不思蜀”，都市日益后现代化。迪斯尼乐园是索金眼中的“泰勒化娱乐”和“创造地理学的圣徒”。所谓“创造的地理学”，正是因为主题公园正在不断建造梦幻建筑，不断创造新形式的尝试、冒险、希望和乌托邦，同时这恰恰是一种“工业化娱乐”的结果，加利福尼亚的梦幻景色成为了模拟物，外城成为一种对原本不存在的东西的复制物，一种“诓骗性质的景色”以及作为“符号物”的娱乐，将我们带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借助迪斯尼，现代地理学向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完成了最终的演进。齐美尔眼中的都市“货币哲学”日益演进为“符号的哲学”。一般等价物从货币进化为娱乐、时尚和符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进一步转型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后现代都市的演进中，“快乐”并没有成为具有终极价值的“乐”，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完美罪行”——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制性的消费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因为它奠基于“严格的必需”之上，承担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言：“消费的‘自由’就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出卖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就建诸这一自由之上，即这种劳动力形式上的解放。”迪斯尼发掘了一种新的农奴，他们不再是劳动力的奴隶，而是“消费力”的臣仆。这构成了当代城市设计规划的内在逻辑。
由此，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在《解构迪斯尼世界》中指出迪斯尼符号霸权的四大特征：一是计划性：一切因素都为高科技所操纵，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 二是消费性：一切因素都指向消费功能，人在审美和娱乐活动中成了消费的奴隶；三是综合性： 一切自然的、本原的东西都被打碎、分割并重新组装，因而具有了人为的虚假性和历史的模糊性；四是颠覆性：一切因素都力图完成一种不可呈现的呈现，从而显示了后现代主义脱崇高又反崇高的美学特征。
迪斯尼以及后现代洛杉矶，是这一资本主义“完美罪行”的杰作。换言之，每一种娱乐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快乐时刻，都被大量的代码分配到确定的时空。上流的归上流，下流的依然归下流，排除了屌丝的逆袭，也消解了精英的突围。通过经济和空间的再生产，以及符号和代码的分化，娱乐符号象征性摧毁了原先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深度自我再生产的闭环。因为其“诡景”的特质，这种符号都市的闭环是现代人难以突破的围城。
詹姆逊、福柯曾经不太雅观地将这一集“虚幻”和“补偿”为一身的“超空间”，形象地比喻为新的文化殖民地和妓院。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正是因为符号制造的“诡景”，让都市美丽却有毒。（本文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城市‘迪斯尼化’对上海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成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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