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老舍先生最大的冒险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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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老舍先生渴望破解的话题
作者：北京 肖复兴
◤在纪念老舍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们要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的心路历程，就绕不过《茶馆》和《龙须沟》这两个坐标。
“这样两个鲜活至今的艺术标本，所显示出的关于创作的艺术规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关于作家在时代变化面前的自我调节与重构的话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这两部剧作中，《茶馆》是老舍先生的扛鼎之作，也是老舍先生和人艺在相互合作中拿捏得最为炉火纯青的精品。其高度概括的艺术力、气势宏大的叙述力，浓缩人生、人性和历史、时代；其丰富生动的语言、新颖别致的形式，开创话剧舞台创新之风。
它是老舍先生内心深处艺术风光旖旎的一块风水宝地。新一代人艺的演出者，是踩在老舍如此辉煌的剧本之上和于是之等前辈艺术家的肩膀之上，他们的理解、创造和发挥，得益于老舍先生。最接近老舍先生，也最能够还原老舍先生的，是这部《茶馆》。看完《茶馆》，看见大幕之上远远地站着老舍先生。
如今，我们谈及北京人艺的风格，都愿意说是北京味儿。这种地道的北京味儿，首先得力并得益于老舍先生的《茶馆》，以致在老舍先生逝世这五十年的时间里，北京人艺上演的剧目，凡优秀能传下来的剧目，莫不带有老舍先生《茶馆》的浓重的影子。
无论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还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或是刘恒的《窝头会馆》，都打上老舍先生明显的印记。这种印记，除了编年史的形式与结构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北京平民小人物的生活与性格的关注和描摹。可以说，同《茶馆》一样，这几部话剧都是表达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尊严的沦落和丧失，不甘与抗争，把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悲哀离合抒发得淋漓尽致。
记得最开始演出《茶馆》的时候，曾经有人建议加强人物的革命性，即让人的尊严更为主动的争取和发扬光大，老舍先生曾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
老舍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建议”，在那个时候带有明显的左倾倾向。可贵的是，老舍没有听从“这种建议”，而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主张。曹禺先生当年就是听从了“这种建议”，将《雷雨》中的鲁大海向革命的方面进行改造，如果老舍先生也像这样改造《茶馆》，会形成一种什么景象？
老舍先生所说的三个时代，即剧中三幕分别写到的清末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占北平这样横跨五十年历史的时代。三个时代的葬送，是以小人物尊严的沦丧为昂贵代价的。看三个老头蹒跚在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和那些被埋葬的时代，真的是道出了那个时代小人物尊严的被践踏和无处藏身的悲凉。所以。老舍先生说《茶馆》这出戏就是“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时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一句话，是没有尊严地活着和没尊严地死的。
当年《茶馆》曾经一度引起演出风波，是周总理出面才又复演的。周总理说：这样的戏应该演，应该叫新社会的青年知道，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现在，还应该再加上一句：人们活得又是多么的没有尊严。
这正是《茶馆》能够存活了六十多年一直到现在还能继续演出的现实意义。它从艺术的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老百姓，人的尊严的话题，曾经实在是太沉重，老舍的《茶馆》经过了三个时代半个世纪的颠簸，尊严还是谈不上；新中国六十年历史，如今总理谈及尊严，说明我们的尊严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依然是全民族的愿景之一。
《龙须沟》是老舍先生解放之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最难演的一部话剧。老舍先生自己清醒得很，他早在写剧本之时就清楚：一缺乏故事性；二是缺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所以，他说：“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最大的冒险。”
在创作《龙须沟》的时候，对其中的人物，老舍先生曾经明确地说过：“刘巡长大致就是《我这一辈子》中的人物。”丁四就是《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丁四可比祥子复杂，他可好可坏，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事不顺心就往下坡溜”。
老舍先生没有说戏里的主要人物程疯子来源于谁，但应该是他在1948年至194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里的方宝庆，是顺着那一脉繁衍而下的。
小说里写到的方宝庆，老舍先生说其性格是“世故圆滑，爱奉承人，抽不冷子还耍耍手腕”。
当然，这是社会使然，为生存所迫，他是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也抗争，也和革命者孟良接触并受其影响，但写得都很有分寸，没有离开作为艺人说书生涯及作为父亲和养女秀莲关系的范畴，他最大的愿望是建书场，办艺校，就是卖艺不卖身，“‘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句话可以编进大鼓词儿里去”。
他的抗争和革命，便与他和秀莲的残酷命运，和自己的愿望的无情破灭，这样两条线息息相关，体现了老舍先生现实主义的非凡笔力。
遗憾的是，在《龙须沟》里，尽管于是之极其努力地塑造程疯子这个人物，但人物的丰富性和戏剧性，远不如方宝庆。
在《龙须沟》里，老舍先生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在对下层百姓的世事人情的真实描摹中，揭示世道与人心两方面：既有对于不合理的世道的抗争和未来新生活的企盼，同时也有对人心即国民精神自身的批判和期待。只是，面对的毕竟是新生活，程疯子和方宝庆并不完全同属一人，前后所处的时代也不完全一样。在程疯子的这个人物中，特别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努力面向并追求新生活时候的两难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我似乎在程疯子的身上能够依稀看到老舍先生自己的一点影子。
在纪念老舍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重读《茶馆》和《龙须沟》，对于我们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先生的艺术追求和心路历程，这两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绕不过去的两个坐标。
有意思的是，在满怀热情努力描摹新生活的《龙须沟》中，我们看到了老舍先生的力不从心，他所努力塑造的程疯子，可以说是不尽成功的；在描摹旧社会的旧生活的《茶馆》中，我们则看到老舍先生的得心应手和妙笔生花，他塑造的王利发，甚至只是挂角一将的只有几句台词的小人物，却那样的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
这样两个鲜活至今的艺术标本，所显示出的关于创作的艺术规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关于作家在时代变化面前的自我调节与重构的话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想，这恐怕也是老舍先生渴望破解的话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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