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鲁迅的"精神诗性"是怎样炼成的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杂谈
原题：鲁迅"精神诗性"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梦阳
◤无宗教的氛围下，鲁迅这样的作家可以说是孤绝的。不能不说是他猛攻佛经的结果。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髓是“精神诗性”。那么，这种“精神诗性”是怎样炼成的呢？
我认为主要来自于宗教的冶炼。鲁迅对挚友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鲁迅为什么称释伽牟尼是大哲？他平常对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释伽牟尼居然早已明白启示的部分有哪些呢？
这的确是非常费解的难题。近百年的鲁迅研究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作出比较完满的解答。我借助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进行了一下推想，觉得鲁迅从释伽牟尼那里获得的启悟主要在人生论哲学领域，助他醒悟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择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因果报应论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释迦牟尼提出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人生何以会有生死流转，点拨执迷众生，使其获得解脱。
“生生于老死，轮回周无穷”，众生处于生死轮回不已的苦海之中，应当看破红尘，灭除产生生死苦果的原因，以求了生脱死，消除痛苦，获得自在。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对中国人产生最大的心理冲击、引起最强烈的心灵震撼的就是因果报应论。
鲁迅始终在思考着面对死亡的人生终极问题，他猛攻佛经时，首先吸引他注意的应该是释迦牟尼所说的生死论，但他青年时代就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不服膺因果报应论，也不像一些士大夫那样作“来生之计”，而是发展为自己独到的生死观：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 47 31818 47 15263 0 0 5031 0 0:00:06 0:00:03 0:00:03 5032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在一代又一代生生死死的人类进化的链子上，所有的人都是“中间物”。
因此，在《忽然想到（六）》中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但接着又在致青年朋友的《北京通信》中申明：“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意思很明确，就是虽然“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但绝对不能“崇奉逾度”。
人生存的目的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更不是“放纵”，而是多做些于人有益的事。当意识到自己死之将近时，每想到要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就产生“要赶快做”的想头。
失去了现在，就失去了将来，鲁迅是从来不作“来生之计”的。
佛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了“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超越自我，超越人生，超越生死，转化成佛，才能摆脱烦恼和痛苦，实现永恒的幸福、自由。这应该是对鲁迅启悟最深之处。
鲁迅少年丧父，祖父入狱，作为长子撑起了日趋败落的家庭，被人称为“乞食者”，阅尽了世人面目。又屈就母亲的意志与毫无爱情的朱安成婚，过着“古寺僧人”的独身生活。刻了“待死堂”印，在茫茫苦海中只等死的到来。他在绍兴会馆钞古碑，读嵇康，实际上是一种苦海中的煎熬。佛经中对人生苦难的言说，肯定对他是莫大的启悟。
但他并不是要成佛，而是青年时代追求尼采的“超人”，后又向往“英哲”和“明哲之士”，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绝不做“末人”！以此超越苦难，超越生死，做一个“真的人”！
灵魂的有无是鲁迅始终思考的终极问题。他在小说《祝福》中写沦为乞丐的祥林嫂问“我”灵魂有无的问题，“我”连忙逃开了，实质上就是写鲁迅自己对灵魂有无的思考与疑惑。
他临终前不久写的散文《死》也写了灵魂有无的问题——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
这里又提到佛教的轮回说，下面又说“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但最后确信自己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这说明鲁迅虽然从佛经中看到了灵魂不灭说，对此非常感兴趣，文章中常写，临终前最后一次外出，去看日本友人鹿地亘和池田美子，还与美子大谈中国和日本的鬼，但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并不相信鬼的说法。
佛教追求极乐净土。“净”是清净、洁净的意思，净土是指被净化的国土，也就是净化的民众，远离污染、秽垢与恶道的世界，是佛、菩萨和佛弟子所居住的地方，是众生仰望和追求的理想世界。
净土思想是涅槃学说的必然发展。涅槃作为佛教的人生理想，重在解脱后的一个去处，是一个来生享受幸福安乐的理想空间。
佛教对极乐净土的追求，对于鲁迅是有深刻影响的。例如他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就很有些“极乐净土”的味道，从积极方面看，是渴望人类社会走向幸福与合理，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异，没有阿Q、孔乙己、祥林嫂那些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势群众，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解决温饱，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个理想是很好的，鲁迅和千百万诚心为之奋斗的人们都应该受到尊敬；但从消极方面看，这个理想未免带有“乌托邦”性质，是很难实现的。究竟如何实现，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式实现？鲁迅始终没有搞清楚，晚年甚至有所失误。
鲁迅这种“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并不同于共产主义。1932年11月27日，他应北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到师大讲演时，就声明过：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
这是鲁迅的坦诚之言，说明他从不讲假话。但也表明他只是位“精神界之战士”式的诗人，并不是政治家，对怎样通过政治和经济的道路和方法推动社会向更为合理更为幸福的方向前进是缺乏研究的。
而鲁迅能够始终如一地为人类进入理想社会奋斗毕生，成为为弱势群众主持正义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就是极可贵的。这是他的文学遗产具有一种深邃的“精神诗性”、几近宗教的精神层面的主要基因。在没有宗教的中国，鲁迅这样的作家可以说是孤绝的。不能不说是他猛攻佛经的结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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