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延强：中世纪的大学剩下了什么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洞见
原题：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精神遗产
作者：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崔延强
◤为什么大学可以历经近千年而不衰？大概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社会组织系统有大学这么古老而常新。大学不因政治的风云变换、改朝换代而飘摇不定，也不因生产方式的革命而被革命。
是什么使大学在时间洪流中坚挺如初？必定是一种精神，大学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因为任何制度都可以被命运击碎，唯有精神才是永恒。
大学制度长寿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精神以一贯之，绵延不绝。那就是学术自由、大学独立、追求卓越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原初形态在中世纪大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中世纪的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怎样的精神遗产呢？
△博洛尼亚大学历史可追溯到1088年
大学滥觞于中世纪的欧洲。在意大利中部有一所叫博洛尼亚的大学，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大学，至今依然人声鼎沸、薪火相传，在校生规模大约有6万人。
△巴黎大学
几乎同时期的还有巴黎大学，分别在1215年和1231年两度获得教皇的授权开张营业了。另外，牛津、蒙彼利埃、剑桥、萨拉曼卡、帕多瓦、那不勒斯、图卢兹、奥尔良、里斯本、海德堡、科隆、都灵、莱比锡、鲁汶、弗莱堡、巴塞尔、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图宾根等大学相继建立，成为13-15世纪欧洲知识传承的中心。
中世纪不是知识和文明的断裂,不是黑暗的代名词。欧洲人学会逻辑理性思考、运用亚里士多德博大的知识体系和犹太人炽热的宗教信仰改造日尔曼人精力过剩的躯体与荒蛮的心灵，肇始于中世纪。大学，这个人类精神的家园，正是改造心灵的产物。
△1497年的大学生
12世纪的欧洲城市文明随着阿拉伯文化的西渐，进入了一个“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生产需要一个较高专业化水准的行业系统来担负，于是便催生了专门销售和购买这些技能的职业群体——知识分子，初步形成了与现代大学一脉相承的核心要素。比如修课、考试、答辩、学位、系科、学院、校长、章程、注册、学费、办学主权等，都可以在中世纪的大学，尤其是在博洛尼亚和巴黎这两所“原型”大学找到踪迹。
这些要素中尤为关键的是学位制度的萌芽。博士、硕士学位源于“执教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意味着教师和其他职业从业者的资质应当经由大学确认，意味着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权力机构，逐渐从对宗教和世俗政治的依附中独立出来，形成与教权、王权相呼应的第三种权力，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器。
在这种意义上，大学自主独立的第一要素是获得职业准入资质的审核权。
中世纪大学的这些要素是崭新的，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教育活动中并不存在。希腊罗马的教育属于有闲暇阶层的“自由教育”。
希腊学园最多属于成人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但绝不会是大学，它不具备支撑大学存在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学园与文凭无关，还没有成为一种职业资质的生产机构。跟着柏拉图研习几年，也不会发给你一个执教资格证书。学园掌门人的确立似乎也不存在中世纪大学里的按系科(faculties)或同乡会（nations）推选出一名校长（rector）负责管理的推选制度，而是老园长指定。
实际上，根据有关文献，希腊罗马时代的学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宗教、学术的混合体，培养“哲学王”那样的政治领袖、立法者、演说家大概是学园的主要任务，从早期的毕达戈拉派、柏拉图主义的学园派到希腊化时代的众多流派的学校盖莫能外。智识活动未能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完全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职业化而非身份化的活动，所以希腊罗马的学园还不能称其为大学。
顺便说来，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不一样，大学的这些要素也不会存在于传统书院文化中。
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生于“草本”，自谋生计，自食其力，没有一个从政治中心、从主流群体游走出来，落于“草根”、沦为边缘的过程。
自古中国知识分子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垄断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一条科举大道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官僚科层体制紧紧联系起来。1905年的某一天这条改变命运的大道突然坍塌，读书人一夜之间手足无措，纷纷涌向政治的边缘，落草为工、为商、为兵，“四民之首”不复存在（参考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民国初年的被动落难，到“五四”时代一部分人的积极高呼“劳工神圣”，直到最后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型，其精神蜕变过程不可谓不痛苦。由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结成的书院为何往往不被视为大学而是高等教育机构，大概也是因缺乏从中世纪已降大学的核心要素来衡量的。书院基本保持在柏拉图学园的意义上，属于非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悠闲阶层的心智训练机构。
在欧洲，知识分子自始至终就是生产者或者小生产者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自身的知识生产利益，他们结成师或生的行会组织（universitas），不断与地方的宗教、政治、世俗势力抗争。
大学的知识产生不仅要具备基本要素，还必须获得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自主权。中世纪的大学正是周旋于罗马教廷、地方教会、王权政治、世俗社会之间，逐步争取到了独立生存空间的。
大学需要教权的支持、庇护和授权，但它绝非教会的附庸，尽管大学早期与教会有着血脉关系；大学需要世俗政治赋予一定的权力，但它不是王权的“智囊团”，大学知识分子不是依附于世俗王权的御用文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可以历经近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最早的大学与城市其他行业组织一样，属于行会性质。13世纪的文献指称大学的拉丁词汇有两个：一是universitas，另一个是studium generale。
前者为法律用语，通称各种类型的社团和法人，如行会、商会、兄弟会等。如果谈论的主体是教学的话，往往加上限制词：“教师法团”（universitas magistrorum）或“学术法团”（universitas studii）。
需要说明的是，universitas在中世纪纯粹是教师或学生的行会或法团，并没有后来，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家所理解的知识的“总汇”、“全体”、“综合性”、“普遍性”等引申意义，比如雅斯贝尔斯称作的“知识的宇宙”。
大学就是把试图学习或传授某种知识技艺的人群集结起来，制定规矩章法、争取合法权力、保护团体利益、垄断行业竞争的一群人。
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词没有丝毫的学术和教育方面的关联。”因此，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把今天综合性大学科目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性、有机性过早或过度地赋予原初状态的大学，掩盖了行会或法团——大学组织的本原意义，而这种意义至关重要，正是由于大学的行会性质，使之与希腊罗马的贵族的“自由教育”和传统中国的书院区分开来。
studium generale在13世纪中期以后出现，我尝试译作“普通学校”。因为欧洲的一些主要大学，到了13世纪中后期，其办学授权逐步从教区主教手里向罗马教皇转移，只有教皇才真正有资格创办一所studium generale，即“整全的或普适性的学校”，也只有教皇才能授予大学享有全基督教世界通用的执教权，大学从此获得了世界主义的特征。
总之，studium generale一词大致可以概括为三重含义：第一，学校由最高权力如教皇或皇帝在法律上授权和确认。第二，经教皇授权颁发的学位或执教许可证具有普遍效力。第三，所获得的授权普遍适用于不同学术法团或行会领域（facultas），如艺学、法律、医学、神学。studium generale已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或学院联盟的含义。
因此，universitas和studium generale是中世纪大学组织体系发展的两个阶段，体现出大学由自发性的、区域性的、单一性的、非学术意义的行会向最高授权性的、普适性的、联合性的、多科性的、学术性的行会系统过渡，大学的组织结构的轮廓线条逐步明朗清晰起来。
早期大学组织的行会或法团性质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它标志着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知识分子或教师在欧洲产生。希腊罗马的知识分子或教师不是职业性质的，要么是柏拉图式的自由文人，要么是西塞罗式的业余爱好者。
中世纪的教师受聘于学生行会或“博士（教师）协会”，授课的内容、方式、课时、效 49 31575 49 15537 0 0 3360 0 0:00:09 0:00:04 0:00:05 3360果、纪律有着明确的规范约束。如博洛尼亚大学章程规定教师不得无故缺课或迟到早退，离开城镇要缴纳保证金。少于5名学生听课要被罚款（参见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教学活动是全职性的，教师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
最重要的一点，中世纪的学生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做教师、做律师、做医生、做神职人员来进行职前训练的。因此，职业需求和发展一定是刺激13世纪大学产生的强劲动力。当然不排除传统“七艺”对于大学存在的意义，但我们不应过分渲染以“七艺”为核心的古典教育在大学产生方面的绝对意义。实际上在中世纪，博士、硕士等最高学位或执教证书的获得者不在以“七艺”为传授内容的艺学系科，而在职业性系科。职业性要素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校和传统中国的书院及其知识分子或教师身上是难以找到的。
中世纪大学，无论学习哪个科目都必须接受讲解与论辩的严格训练。为了对权威著作的评注和解释，中世纪大学的教学一般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讲解（expositio），仅限于解读经典文本的论点。《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作品以及波菲利、波依提乌等大家的注释作品、普里西安的《文法基础》是所有科目必须要接受的基本训练，其他专业科目也有自己必读经典。
比如，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奥德佛雷德斯针对《旧法理汇要》（Old Digest）的讲座，谈到自己的教学方法，声称第一，讲解原文前概述每个标题；第二，清楚讲述每个标题及其每条法律的内涵；第三，以校正为目的通读一遍文本；第四，简短重复每条内容；第五，指出自相矛盾之处，并附带补充法律的一般原理。这位教师强调，这种方法是从古至今，博士们讲课的法定程序（参见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第36页）。
如此细致缜密，乃至显得刻板枯燥的讲经、诵经、注经构成了中世纪心智训练的坚实基础，即使今天看来，大学课堂教学如有这样严格的流程，对学子们也不失为一种福音。
另外一种教学方法就是究问（quaestiones）。究问即论辩（disputationes）。
在中世纪大学把这种论辩视为神授权利、众学之王，是独一无二、普遍适用的方法。每个论题，如果是真理，当且仅当接受论辩之剑的考验和理性天平的称量。通常，演练究问或论辩的教师会首先设定一个真实的论点，与自己的观点辩，与反对自己的观点辩，并将这些观点加以对照。
每周、每年都有法定的论辩。论辩之风蔚然成习，充斥于大学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这种究问论辩之习性或许是从希腊哲学那里传承并得以不断强化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探究方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发起了大学课程改革，矛头直指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方式。皮科、拉姆斯、瓦拉等新人文主义者试图以古典辩证法、雄辩术和修辞术等人文课程取代亚里士多德经院逻辑的课程。
他们批评经院逻辑的无用空洞，主张采用世俗化、实用化、更加“优雅”的西塞罗、塔西托意义上的政治雄辩术和柏拉图式的辩证法。但正是这种看来空洞枯燥、不接地气的逻辑训练，使得中世纪的大学孕育了推崇理性、究问真理、思想独立的品格。
问与答，这种论辩推理的方法、讲堂技术和文章形式养成了自由思想与平等对话的思维习性。
这种思维习性逐步沉淀、凝结为文教制度而巩固下来。进入这种制度的人逐渐独立于宗教政治力量，成为一个分化的社会结构（参见吉尔比《经院辩证法》，王路译，刘小峰中译本导言“辩证法与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究问与论辩乃中世纪大学获得学术独立的内在精神气质。
谈到这里，我们回眸中世纪欧洲大学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总体可以归为三条：
第一，初步建立了大学所具备的核心要素，尤其学位制度或职业准入资质，为大学成为独立于世俗政治和教会的第三种力量提供了内在制度保障。
第二，大学的行业性、行会性使知识传承走出单一化的希腊罗马古典“自由教育”，成为一种有着严格规训的职业化的生产，催生了职业教师这一群体，为大学独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究问与论辩，养成了大学在权威与真理、信仰与理性、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思维习性，构成学术独立之内在思想品质。
这一切，尽管笼罩在神学若即若离的迷雾之中，浸淫在亚里士多德枯燥无味的逻辑体系之中，但离开了这些东西，大学何以从洪荒走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8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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