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反“校园霸凌”，谁在无形中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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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随着一篇《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校园欺凌”事件持续发酵。尽管事情的很多具体细节还在核实，但这个话题本身已足够将社会舆论搅得满城风雨。

校园霸凌

这篇文章作者的愤怒显而易见，学校老师把事件定性为“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教研组长认为“四年级的孩子（做事）没有边界正常”，而自己提出的四点诉求始终未得到回应。目前，中关村二小最新声明称，涉事学生双方不存在明显矛盾冲突，偶发事件不足以认定为校园欺凌或暴力。

这个长期存在，却又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校园霸凌也被很多人看做是个别现象。

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同学之间的言语辱骂、拳脚相加只会发生在那些身形矮小、性格懦弱或者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身上。但实际上，校园霸凌的比例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从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来看，美国中学生在校园被霸凌比例在1/5左右。而国内一些针对我国中小学校园霸凌问题的研究论文，也得到了相似的数字。但这还只是校园内出现的霸凌。当孩子们开始接触网络后，同学之间在网络上的言语辱骂、恐吓、威胁等霸凌行为的比例，也在逐渐升高。

被霸凌的孩子可能是任何人。即便是日本皇室公主爱子，也会因为在学校被男同学欺负，吓得不敢上学。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被同学霸凌，居然是因为当年某些科目的学习成绩过于出色。几乎所有人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能说出一两件自己或者周围同学被人欺负或者欺负别人的故事。

日本皇室公主爱子也曾经被同学欺负……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些童年经历当做笑话。即便它们曾经带来身体和心灵的伤疤，也会毫无理由的乐观相信它们都会随着长高和发育自动痊愈。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校园霸凌可能会给一些孩子带来内心长久的伤害，甚至引发自残、自杀的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家长、学校以及社会都对这些问题一笑而过。

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校园霸凌问题的重视，都显得姗姗来迟。第一次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瑞典。其中一位研究者是心理学家丹·奥维斯，他后来成为了反校园霸凌问题研究以及干预项目的开创者。直到1986年，由丹·奥维斯撰写的第一本解读校园霸凌问题的图书《校园霸凌：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该如何去做》才以瑞典语正式出版。

停止霸凌

在校园霸凌问题研究上，这本只有100多页的“小册子”地位近似于教科书。它系统解释了如何理解校园霸凌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它对校园霸凌的定义，被各国政府以及研究界普遍采纳。校园霸凌是指某个学生在某段时间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反复或持久地实施负面行为。这种负面行为是指有意造成或试图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或不适，包括身体的接触、言语或手势的威胁以及有意地排挤等。霸凌行为应该具备三个特征：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

1982年，同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挪威，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3名10至14岁的挪威男孩，因为受到同学的严重欺辱，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桩悲剧震动了挪威全国，1983年秋天，教育部正式在挪威中小学中开展反校园霸凌的干预项目。三个年轻男孩的离开，让校园霸凌问题第一次得到了政府、学校、家庭以及学术研究领域的全面重视。

每个校园霸凌案例都有不同的触发原因，它与家庭、学校教育，孩子个性密切相关，但还可能受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校园霸凌，不只和学校相关，它背后甚至投射出人们对待暴力、不公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价值标准。

每当人们开始讨论校园霸凌，都是因为发生了令人伤心的故事。然而过分指责霸凌事件中施暴的学生，不能改变故事结局。曝光对方家长、老师以及学校的名字也不会根本地改善这个问题。尤其当我们把精力都放在批评某个人或者某个学校时，无形中就推卸掉了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应该负有的责任，失去了一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

（文中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北京晚报、红网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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