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李泽厚：“我仍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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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

——《康德新解》英译本序

李泽厚 文

这本书表层述评是由康德讲到马克思，实际上是由马克思回到康德，即由人以制造－使用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作为生存基础，提出和论说似乎是“先验”的认识、道德、审美的心理形式结构的来由和塑建，这就把康德颠倒了过来，并认为这可以与中国传统儒学联结起来。

本书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2-1976年写成的，1979年出版。以后虽多次再版，但因我已离开康德研究的领域，对本书讲述康德的部分未能有什么修改。

《康德新解》是最初拟定的书名，因为当时各种情况，未能采用。中文版书名一直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何谓《康德新解》？是想在叙述、介绍、解说和评论康德哲学的过程中，初步表达自己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思想。它以唯物论、实践论和积淀论(The theory of sedimentation)为基础，突出康德“人是什么”(What is the Human being)的主题，强调康德提出的“认识如何可能”（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只能由“人类如何可能”来解答。

并认为，康德哲学实质上是提出和探讨“什么是人性”的问题。我认为人性（human nature）不是上帝授予，也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百万年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社会群体实践所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人性心理（human psychology）。这里的心理（psychology），不是指现实的心理经验或经验的实证科学，而是从哲学上认为人类具有自我建构而为动物所无的心理形式结构（psychological forms、structures、frameworks）。

所以本书表层述评是由康德讲到马克思，实际上是由马克思回到康德，即由人以制造－使用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作为生存基础，提出和论说似乎是“先验”的认识、道德、审美的心理形式结构的来由和塑建，这就把康德颠倒了过来，并认为这可以与中国传统儒学联结起来。

— 我与马克思主义 —

也许，在这里我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书名副标题和书内许多地方都提到了它。

回答是，“yes and no”。

先讲“no”。

“no”有三条。

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革命追求和对未来远景的理论设想，它并不具有阶级性质，从而它并不是某特定阶级的世界观。

二，我不认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学说，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为马克思主义的必备纲领和核心理论。

三，我以康德先验辩证篇为榜样，认为《资本论》以“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缺乏经验依据的基本概念，抽象地、逻辑地推论出没有资本、商品、市场经济，是一种缺乏客观现实可能的“先验幻相”，它并无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设计具体方案和步骤（如人民公社、五七道路）去实现这一幻相的“理想社会”，便会造成巨大灾难。

如果以这三条衡量，我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yes”只有一条，但这一条我认为很根本、很重要。

几十年来，我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

我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这一史观的其他部分，我并不接受。但我认为唯物史观的这一硬核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最可珍贵的遗产。而这恰好可以与重视人的物质生命、此世生存、现实生活的中国儒学非常一致。

此外，我认为“共产主义”与儒学传统的大同理想可以沟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礼记·礼运》）与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可以相互联结，作为鼓舞人心、团聚人群去改变世界(包括自我身心）的情感信仰和“社会理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性道德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延续。

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则我仍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儒学－马克思主义者。

— 为什么加上儒学 —

为什么加上儒学？

我以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存的历史层面，而没有着重探讨人的内在心理。

人性却始终是儒学的中心课题。儒学强调“内圣开外王”。我从哲学上提出“文化－心理结构”(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ation)和“情理结构”(emotional-rational structure)等概念，在科学上，我认为脑科学（brain science)、心理学和教育学，将以实证地、具体地研究人性而成为未来学科的中心。而这又恰恰是对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实即“人性是什么”的根本问题的新解。

我说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中国儒学、康德与马克思三合一。但写作本书时，正值毛泽东发动批孔大运动，我不可能谈儒学，而且这毕竟只是一本讲康德的书，所以必须与我几乎同时写作、发表（如1976-1978年写作、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的其他著作，特别是以后的著作和这些著作中提出的“度的本体性”（proper measure)、“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乐感文化”（The Culture of optimism）、“两种道德论”（A theory of two morals）、“情本体”（emotion as substance）等等联结起来，才能充分看到这个“三合一”。当然，这个“三合一”只是主体，其中还吸取融入了好些其他的中外学说和思想。

但即便如此，关于“什么是人性”的“三合一”探索，仍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呈现在这本书内。

例如，在认识论，我回答康德那著名的“感性与知性的不可知的共同根源”的问题，认为它不是先验想象，而是人类实践，即认为感性源于个体实践的感觉经验，知性源于人类实践历史的心理形式。

康德归诸“先验”的知性范畴和原理，我以为是百万年人类的独特实践对心理结构形式的塑建成果。它通过语言和教育（广义）传递给下代，代代相传，对个体来说，成了“先验”。本书中突出以客观社会性来替代普遍必然性，就是以实用理性和“一个世界”观来倒转那个并无由来的康徳的纯粹理性，就是强调人通过行动中所不断把握、创造、开发和恒动不居的“度的本体性”，来建立各种确定的客观社会性，以替代那所谓普遍必然的本体世界。

对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而言，不可知只可敬畏者是宇宙为何存在的物质物自体，即宇宙本身，亦我所说的“理性的神秘”之所在。这个“只可思之，不可知之”的物自体及其“宇宙与人协同共在”等根本设定，使“一切发现均发明”的认识论具有无比开拓的前景。所有这些，可能不会为有“两个世界”悠长背景的西方学人所接受，却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所可作的现代解说。

例如，在伦理学，康德著名的三条“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我以为其中“普遍立法”和“自由意志”两条，也是百万年人类心理塑建的形式结构。

“人是目的”则并非“绝对律令”，它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并兼理想性的现代社会性道德（modern social moral）。道德是以理性而非情感为基础，观念是理性的内容，它随时代、社会、文化不同而变迁，理性的形式是意志，它是自古至今人类道德行为和心理的普遍必然性的（仍乃客观社会性的）不变结构。

美学方面当然也是如此。它更涉及个体身心、感性理性的水乳交融等等。

总之，对个人来说的“先验”，实际上是人类总体经验所历史地积淀而建立的，这就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A theory of Anthropo-Historical Ontology)所说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empirical turns into transcendental(a priori)；history builds up rationality(reason)；psychology grows into substance]。这也就是A New Key to Kant的Key。它是以中国儒学为基地，接受马克思，对康德所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解说。

— 回到人类起源的主题 —

达尔文以自然进化谈了人类起源，现代社会生物学论证人与动物的相同相似，认为动物也有道德、审美甚至政治等等，本书接受达尔文，但反对后一学说和潮流。

达尔文的终点是我另开炉灶的起点和前提。我认为“人是甚么”“人类如何可能”“人何以为人”已非自然演化所能决定或解释，而属于人类自我塑建问题。

从本书开始，到我最近的论著，我一直从中国儒学特別重视人兽区分（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animals)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提出人类心理的文化历史积淀，认为人类为维持生存，百万年必要而充分地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使人类突破了基因极为接近的黑猩猩之类的动物生活，萌生了理性、情理结构、语言（主要是动物所没有而与工具制造使用有关的语义），从而，逐渐开启、产生和决定了对待自然和对待群己关系不同于动物的客观社会特征,开启、产生和决定了逻辑、数学、各种符号系统等不同于动物的人类认识形式和伦理规范、道德律令等不同于动物的行为方式；并且是由后者（伦理）引发出前者（认识）。

我特别重视正是它们以后長久的独立发展，反过来不断地构造人生和生成现实，使人类获有了超生物的（supra-biological and super-biological)的肢体、性能、存在、价值和独有的主体性（subjectality实践、行为、活动）和主观性（subjectivity心理、认识、审美）。也正是负载着和积淀着这种历史经验，才使语言成为存在之家（house of Being)。尽管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带来了各种祸害灾难，但总体来说，毕竟利大于害，使人类生活和生存迈进了一大步，这正是今日儒学所应重视和肯定的“人类简史”。本书未能展开这些，只是通过论述康德，作了一个隐秘的导论。

这毕竟是一本四十年前的书了，而且是写在当时中国的恶劣情境中。如果今天来写，肯定会很不一样。我已年老体衰，无力再作，包括书中留下许多缺陷和时代印痕，也不能修改、订正了，我甚至不能够审阅这个英文版的绝大部分译文，深感愧疚，读者谅之。

此序。

2016.10,Boulder,Colorado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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