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馥芳：细数"数字化强迫症"之罪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观察
原题：“黑天鹅”事件与“数字化强迫症”有关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临近岁末，继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影响巨大的“黑天鹅”事件之后，川普当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第90次年度封面人物。
《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川普当选的理由：“为了提醒美国，绝望是政治煽动之本源……”其中，“绝望”（despair）一词的使用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正如“罗马非一日建成”，绝望之感也并非一日所成。抛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不论，单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绝望的根源是“常态焦虑”。而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数字化“时代病”——数字化强迫症——的主要症候就是表现出“常态焦虑”。因此，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个时代的“黑天鹅”事件都与那个时代的“时代病”休戚相关。
第一个洞察特定时代和特定疾病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的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他揭示并标识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时代病”——癔病，又称歇斯底里症。
弗洛伊德私人开业所接触到的病人大多是癔病患者，在治疗该症的过程中，他观察到：其病人大多早年都有过“性创伤”或“性伤害”的经历，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不堪的“性伤害”经历慢慢在个体内心之中发展为激烈的心理冲突。
弗洛伊德发现，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倡导禁欲与清教徒式的保守、虚伪的性道德观，故病人大都对自己内心激烈的心理冲突羞于启齿。由于没有合法的释放和消解渠道，心理冲突只能被强制性压抑。
被压抑的心理冲突在个体的无意识层面不断发酵成为日渐蓄积的负能量，进而导致一些心理病症的出现。患者需要经过心理治疗师点明其无意识状态，始能把那些长期深度蓄积的负能量释放出来，以此减轻心理压力并最终治愈病症。
由此，在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大胆地提出“癔病性压抑说”，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导致癔病之说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接受，他也因此被视为狂人。但是，若干年过去之后，弗洛伊德对“时代病”症候的深刻洞察和揭示使得其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
继维多利亚时代的“癔症”之后，心理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时代特征与人们的精神症候之间的紧密联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视的快速普及，作为精神分析师的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观察到，他及其同事所接触到的病人实际上全都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
他发现，治疗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的主要障碍是病人缺乏感受能力：“这些病人可以就自身的问题天南海北地谈个不休，而且通常都是有很好素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无力体验真正的感情。”
一般来说，“时代病”都有某种与时尚的浮沉相关联的动因。而时尚本质上又主要是由文化的社会历史性和技术性变革所决定的。因此，若说“心理问题乃是由生物性，个体性和历史社会性的三角辩证运动所导致”，那么，“时代病”本质上乃是由文化的社会历史性和技术性变革对生物性与个体性施压并导致其变形甚至扭曲所致。
处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低头族”、“网瘾症”、“网游症”等“数字化成瘾”症候的出现，则意味着当今社会可能开始出现“数字化强迫症”的“时代病”端倪。数字化产品或者服务成瘾症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的青少年、成人甚至儿童过度迷恋手机、电脑和iPad等数字化产品。
当今，各类数字化产品楔入人们生活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很多人都承认：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手机、电脑或者iPad已经不单纯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技术工具，它们实质上已经幻化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可拆卸器官”。哪天忘记了携带这个“器官”出门，身体就好像残缺了点什么，不但浑身不自在，而且感觉心神不宁。
“数字化强迫症”的社会症候之一就是一个新的社会族群——低头族——的出现和繁荣。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行人因过马路时低头玩手机而导致被车撞倒甚至因此丧命的案例不在少数。媒体甚至曝出国外有人跟手机结婚的新闻。
“低头族”现象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和警惕的问题。“低头族”的兴起不但可能导致诸多社会隐忧：人际和家庭关系疏离、亲情友情淡漠、身体和健康隐患、交通隐忧等，更为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心理疾患——手机强迫症。
当我们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通过手机所获取的信息代替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担负起理解社会和世界的重任之后，换句话说，当手机开始主导我们的存在和认知方式之后，“手机强迫症”无疑就出现了。
“手机强迫症”、“网瘾症”、“网游症”等各种“数字化成瘾症”的典型症候是“常态焦虑”。事实上，“焦虑”作为一个普遍社会问题的端倪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就已经显现。那时候“焦虑”主要被表现为艺术和神经症的征象。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焦虑问题开始引起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界的普遍关注。
1949年，美国心理病理学协会之年会的主题之一就是探讨“焦虑”问题。也就是在那次年会上，罗洛·梅提出了“常态焦虑”这个新概念。
当时，大多数与会的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们并未意识到焦虑正在成为现代人的人格中的一个内在因素，故他们否决了这个概念的有效性。
“但到了五十年代，却明显地有了一个急剧的转变：人人都在谈论焦虑，各方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常态焦虑’这一概念已逐渐被精神病文献采纳。所有的人，包括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似乎都知道他正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
从存在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常态焦虑”本质上是由恐惧引发的一种不稳定的、常态化的负面心理状态。今天，“数字化强迫症”的出现则导致了新的焦虑——数字化信息焦虑——的出现。其指的是个人因担心错过各种实时的数字化信息而产生的焦虑。
今天，造成世人“常态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和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共谋：我们部分地、甚至很大程度地自愿把自身的权力让渡给数字化信息、数字化产品或者数字化服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主导的权力。
自我主导权力一旦被削弱到临界点，社会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无能感，而无能感的常态性存在，势必导致“常态焦虑”。“常态焦虑”的长期存在不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和心理问题，而且在大范围和大规模群体事件中容易导致产生非理性行为和决定。比如，近年全球范围内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在很大程度上跟大众需要择机或借机释放其“常态焦虑”情绪密切相关。
“数字化强迫症”一旦成为一个社会普遍现象之后，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数字化产品不仅仅可能给儿童的认知发育造成损害，而且还可能是各种社会暴力问题的主要元凶之一。
近年来，各国青少年和成人暴力事件不但数量上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施暴手段的残忍程度更是令人发指。从社会个体角度来看，社会暴力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社会个体过度使用和依赖数字化产品，导致其原始生命感受力削弱，从而产生“常态焦虑”，进而导致其同情心和同理心弱化。由于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暴力天然的心理预防屏障，“两心”一旦减弱到临界点，暴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近年，随着各种现实和网络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不少人都赞同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现在的中国，遍地的戾气。”
实质上，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年“反恐”业已成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何尝不是全球恐怖暴力事件上升的铁证？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为何世界文明发展到“数字化”时代这样一个文明新高度的时候，世界会开始沦为“戾气之乡”？世界又是何时开始弥漫着遍地戾气的？好比“除霾”，我们又该如何消除这遍地的戾气？
2016年6月29日，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在Ted上的一篇演讲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充满分裂、恶意和恐惧，但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彼此的恐惧。人类素来擅长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强化对彼此的恐惧。
比如，2015年，网上和微信上流传着一文：中国遍地的戾气，请你远离垃圾人！简单来说，“垃圾人定律”的基本假定是：世界上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正常人，一种是非正常的、极具破坏力的“垃圾人”。
“垃圾人”是指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心理、生理或者行为障碍的人，他们的心理认知、社会认知或者行为举止通常严重偏离正常的社会规范，因而遭到社会的唾弃。若正常人与他们发生冲突，很可能因极小的事件冲突而促发无端甚至极端的暴力行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给某些人贴上“垃圾人”标签的方式，强化了所谓“正常人”对“非正常人”，即“垃圾人”的不屑和恐惧。
通过“贴标签”表达对彼此的恐惧实质是一种全球性的方式。西方后殖民理论创造了“他者”（otherness）这一术语。西方人把“自我”看成是“主体”，而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其为“他者”。
此后，“他者”这一标签开始泛化，用于指称所有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他者”文化发展到2016年达到顶峰。今年，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发布的2016年度词汇是：xenophobia（仇外心理），意为“对于外国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或陌生人的恐惧或憎恨”。
事实上，“贴标签”所反映的是对“标签对象”的一种拒斥的隔绝态度。从文化策略上来讲，其本质上是一种割裂社会文化联系的策略，此法只会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已有的裂痕，继而加深彼此之间的提防和恐惧。
公开探讨“数字化强迫症”并非是意图给某些人“贴标签”。我们的初衷是，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向，一味地“异化”和拒斥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只有充分讨论并理性思考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探讨“数字化强迫症”的重要性在于：
一是，鼓励社会以更加开放和坦诚的态度从多维度、多视角探讨该症的各种表现性症候，并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心理疏导和指导。51 30063 51 15534 0 0 2965 0 0:00:10 0:00:05 0:00:05 3083rong>
精神分析学家治疗精神疾病的“秘密武器”是：鼓励患者如实、坦诚地说出他们的感受和症候后，精神病学家再对其症候进行命名。疾病一旦被确切地命名，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它，而只有了解疾病才可能最终治愈它。
二是，鼓励社会从多渠道收集、考证和分析数字化技术对社会个体造成精神损害的证据，并对这些证据进行普遍性筛查，以确定哪些问题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以便及早预防、防控、面对并解决。
有鉴于社会个体长期郁积的“常态焦虑”情绪在某些极端社会语境下有可能被不当诱发并导致集体性负能量“大释放”，进而导致非理性的群体性大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探讨“数字化强迫症”和“黑天鹅”事件的文化心理关联，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力量重视并关爱民众的文化心理健康。【此为作者主持的题为“词典释义的完备性描述研究”（批准号为11BYY088）的国家社科基金阶段性成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9期。图片来自网络。】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