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乔治·弗里德曼：政治分歧已不是左右之争

聚焦

原题：国际主义或将由盛转衰

作者：[美]乔治·弗里德曼/文  周岳峰/编译

遍及欧美文明，这种政治分歧已不再介于左与右之间。新的分界线是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2016年可谓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一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英国退欧公投以及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和民众的焦虑感。

近日，“地缘政治未来网”（Geopolitical Futures）刊发了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总裁、地缘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题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新政治》的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在从旧的自由保守模式转向一种“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模式。

针对国际主义模式的各种民族主义挑战已从国际政治体系的边缘转移到中心，在美国和英国赢得了胜利，而且在其他一些国家影响力剧增。

— 国际主义成为正统 —

二战之后的世界建立在某些假设的基础上。第一个假设是，二战起源于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他国家未能组建一个有效和主动的联盟遏制德国并且摧毁纳粹政权。

第二个假设是，在二战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根植于由于保护主义所引起的国际贸易的崩溃。这些假设设计了战后世界和冷战。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非共产主义大国，美国推行遏制苏联的战略，并且打造了一个复杂的联盟结构，其目标是不再重犯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至少能够遏制苏联，而不是坐等战争开打。

为了维持这种联盟结构，就有必要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这既是为了允许各个盟国给本国军队投入各种资源，又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发展取决于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美国敦促欧洲加快一体化步伐，推进贸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经济实体的自由化。

二战被视为暴露了民族主义的各种危险以及国际合作的必要性。随后所形成的是一个希望在西方看到政治、军事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加的国际主义体制。国际主义不仅仅是一项国家战略，它已变为一种道义责任。苏联的解体看来像是验证了所有这些国际主义假设。

西方之所以打败苏联，是由于国际一体化带来了更出色的军事和经济体制。从1991年直至2008年，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已变为一种全球正统观念。

在许多方面，它埋葬了各种政治差异。所有主要各方都成为国际主义者。虽然处于边缘的一些保守势力也许反对这种正统观念，但是，总的来说，自由市场的保守倡导者和社会正义的自由倡导者都欣然接受了国际主义。

前者认为它是一条通过贸易实现繁荣之路，后者认为它正在提高生活标准并且为国内政治行为创建各种国际标准。

左与右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各种社会问题比经济和战略问题更加重要。例如，堕胎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政党之间的对立。虽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重点，但是，国际主义学说几乎主宰了整个世界。即便是那些没有推行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极为重视贸易体制并且依赖于它。对国际主义的爱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推动了商业的发展。1991年至2008年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令人眼花缭乱的春天”。

— 民族主义的分界线 —

在一种国家之间存在着包括关税、汇率在内各种障碍的民族主义环境里，一国境内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别国有可能得以缓解。

而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则撕裂了整个世界，令这种相互依存体制的核心弱点暴露无遗。国际一体化程度的增强虽然能够提高经济增长，但是人类不可能一直依靠经济增长维持生计。使得某个阶层受益而令其他阶层变得更加贫困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为政治危机奠定了基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才看清楚这些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只是暴露了国际主义立场的根本弱点，它也招致民族主义的逆反应。那些依旧痴迷于国际主义的人士对于这种逆反应极为愤怒，不过他们也有着他们的同胞所没有的活动自由。

这种国际体制正在向着一个令人恐惧和未知的目的地猛冲。无论是那些感到舒服的人还是感到不舒服的人都明白，无论最后想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那都将不会是一次人人成为赢家的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救赎行动，这将是在他们自身之间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转变，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已从着眼于整个人类转向于重视那些跟他们共同生活的人以及他们所爱的物和所爱的人。随着所在的国家与他们所过的生活丧失任何的关联性，为了自身的命运以及为了像他们一样的人的共同命运，这些人就转向民族主义并将它与文化结合起来。

接着，一个欣然接受了国际主义的国家试图压制它视为狭隘主义的东西，并且试图压制那些从国际主义中获益最少的人视为生活结构的东西。

临界点随着移民这一全球性现象出现了。移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从他者的观点来看，这种移民流动有可能粉碎他们生活的文化基础，并且对他们的谋生能力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过，最令人不安的结果是他们的政府对于这种情况却无动于衷。移民流动需要文化方面的灵活性以及一种帮助克服困难的意愿。

结果是，遍及欧美文明，这种政治分歧已不再介于左与右之间。新的分界线是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场争论是在认为以往的联盟体系、相互责任、自由贸易和跨文化生活是不可或缺的那些人和认为一种全球主义视角无力应对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和各个阶层这种巨大的可易变性的那些人之间展开的。

— 国际主义由盛转衰？ —

现在的问题是，在1945年至2008年期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政治和道德文化是代表着未来，还是代表着一个失败的过去？自从战后世界这些根本性的原则被制定以来，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

像各种占据统治地位时间如此之长，以致于人们以为它们就是仅有的合理办法的意识形态一样，一种不灵活性已经出现了。由于这种不灵活性，国际主义已变得极易遭到自身并未认真对待的各种势力的挑战。国际主义根本没有看到下一次重击就要来了。而且，当这种重击袭来，国际主义险些跌倒的时候，它的第一个冲动之举便是宣布自己鄙视民族主义这种无礼的举动。

虽然这场战斗处于初期，但是，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世界是巨大而广阔的，而人性则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

从概念上讲，一个人在当今世界的位置，一个人所在的城镇、所在的文化和所在的国家是更易于管理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民族自决权。各种联盟、贸易协定和国际法是国际主义的工具，它们跟民族自决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忽视了一个国家以及该国公民治理国家的权利。

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主义在使得世界变得富有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同民族主义者指责的那样，其所存在的问题是仅有一部分人口分享了财富，而且存在着诸如文化认同和差异等一些比财富更加本质的东西。国际主义不能辨别文化认同或者对后者怀有敌意，这是它的弱点。而民族主义尚未确定国家圈占地的范围。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回过头来看，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陷入极度的混乱，这毫不奇怪。它们所代表的参照点以及驱动它们的教条并没有消失，而是将会存在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新的参照点之中。没有一方知道对于那些极端现象该怎么办。虽然民族主义也许不会完全获胜，但是，国际主义也不能只是很简单地维持原样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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