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陈正宏与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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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书籍文化发展的一大高峰，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书的装帧和刻印方面。12月份，天一阁博物馆先后与华师大、复旦大学举办研讨会和展览，展示和讨论明代刻印和宋体字的现代传承。明代刊印的书籍，上承宋元，下开有清，在雕版印刷技术上发明了便于刊刻而又不失美观的宋体字，两者最终成为传统书籍装帧和印刷的规范，向全世界传播。

万历十七年刊刻楞严肃寺刊本《嘉兴藏》

2015年4月25日，《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一书的作者大木康教授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陈正宏教授来到了福州路古籍书店，两位教授一起给我们讲述了明末江南出版那些事儿……

明末江南出版那些事儿

大木康教授说明末是个出版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中国的出版从宋代以来逐渐发展，但就出版书籍的数量来讲，从北宋到明中叶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到了明末，由于当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科考成功、文化繁荣，书籍的出版量突然井喷式地增长，而所出书籍的内容范围也变得更广泛。

大木康教授

大木康

大木康教授是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专攻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一书日本版于2004年由日本的研文出版刊行。大木康教授的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硕士论文都以明末苏州文人冯梦龙为研究对象。

他说：“冯梦龙和明末江南的出版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编撰出版了洋洋大观的书籍，因此我深切认识到要全面理解冯梦龙，就必须把握当时出版文化的总体状况。”他对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讨当时书籍产生、流通过程本身的诸问题，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寻找答案。这种思路的形成，与他的“书籍、出版对冯梦龙而言究竟为何物”这一研究原始动机多少有些关联。

他还表示：“近年来，中国明清时代的出版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不少富有卓见的论著问世。或许拙著的'赏味期限'已过，为此我不免感到一丝惶恐；但如果本书（《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能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为将来中国的出版文化研究抛砖引玉，那么无疑会令我欣慰之至。”

陈正宏教授

陈正宏

陈正宏，现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沈周年谱》、《史记精读》、《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等。

陈正宏教授这样评价大木康教授的著作，“一个书把它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我们是研究死的物啦。他（指大木康先生）说的这个物，是活的，就是要把它放回原来的场景中。”

他认为：中国的古籍版本学向以本国古籍的历代版本（尤其是历代印本）为研究对象，对于古代中国周边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国家以汉文写刊的域外汉籍的版本关注较少。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宋元版古籍具有崇高的地位，但从世界范围看，现存中国古籍中数量最大的部分，还是明清两代的刊本。

明万历刻本《五车韵瑞》，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沙畹文库藏

现代学者们利用以作为研究基础的本子，也以明清本为多。这其中明刊本的位置尤其重要，因为它承上启下，既包含了明人的著述，也包含了明代以前的各个时代人的重要著作，同时又时常成为清人翻刻常用古籍的底本。一个最值得玩味的例子，就是尽管现代东亚的文化人大都从小学生时代就读过唐诗，但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大部分人所读的基本上都是被明代人整理修改过的版本；而清人所选《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读物，各首唐诗名作的文本底本，也都源自明代。

另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是至今仍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汉字字体――宋体字，其实是明朝中叶以后由江浙书坊刻工创造出来的，故在日韩两国它长久以来的名称是“明朝体”。

以下为两人的对华内容选录：

陈正宏：关于“明末”的说法，中国大概只是指天启崇祯，而日本则一般指万历以后（那在中国是称为“晚明”），而在大木教授的书里，“明末”的上限在嘉靖，不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和根据？

大木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理解和表述与中国习惯上不同，而且日本人对明末的理解也没有末世的意思，而更接近于“晚明”的概念。

陈正宏：从16、17世纪东亚汉籍的情形看，好像朝鲜本的模仿对象主要是明代的楷书体的内府本，而日本的和刻本则主要是翻刻江南的宋体字本子，这是否和去日本长崎的唐船大多是江南的有关？

陈正宏：另外，日本好像江户时代阳明学比较流行，而朝鲜则同时期是朱子理学盛行，这是否也和晚明以来中国南北书籍的流向有关？

大木康：明末是个出版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中国的出版从宋代以来逐渐发展，但就出版书籍的数量来讲，从北宋到明中叶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不过，到了明末，由于当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书籍的出版量突然地增多，而所出书籍的内容范围也变得更广泛。

大木康：概观中国文学史，其中一个奇观即是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所谓“四大奇书”、还有“三言二拍”等晚明白话小说这种文类的隆盛。明末白话小说隆盛的背景之一，就是当时出版文化的发达。中国的印刷史讲述往往偏重于宋代印刷、重视活字印刷，而实际现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常为我们查阅的中国图书几乎都出版于明代以后（大部分是晚明这段时期）。

哲学家艾柯对图书馆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你读过的书、从而保留你自己回忆的地方，它更是保存全世界所有记忆的地方。某一天，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那些在你之前的人们的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汉籍不仅把东亚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也把整个东亚文明维系在一起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458期第6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家珍《明末江南出版深刻影响整个东亚文化》，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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