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谈“信仰”，被误解的“关公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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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对诚信、仗义的“神化”。在只认金钱的社会中人们已不过是把关公敬为“财神”而已，并多将之放在饭馆、餐厅的门堂中供起来，指望着“关老爷”帮助他们赚钱发财，而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多已被人们所遗忘。

“老人跌倒该不该救”等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过去的时日中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关注确实到了该反思、“该补课”的时候了。社会上对信仰问题的混乱认识和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了我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

信仰的不统一

有些人认为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信仰，中国文化的“哲学”性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性思维已经超越了对信仰的依赖，―切都可以用哲学理性来说明及解释。信仰在中国好像已经“出局”了！按照这种逻辑，康德所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喻指的超然敬畏感和内在约束感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结合罢了，而中国传统中人们“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感觉也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迷信”而已。虽然这些东西好像看不见摸不着，颇有“唯心”之嫌，但如果没了这些精神追求，在现实中又确实很危险，对文明的延续也非常不利。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并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使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被动及强制要求得到了心之深层考量，人之主动、能动的呼应及支撑。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政党或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难在思想精神上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的。而在有信仰的人群中，宗教信仰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信仰为宗教所专属，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这些在信仰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和对信仰的复杂态度，充分说明了我国在目前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元状况和看法分歧。所以说，在当下中国的话语境况中我们不仅在宗教认知上尚未达到共识，就是在信仰问题上也缺乏相对统一的看法。

但我们弘扬道德，若没有信仰的支撑是不能长久的，是走不下去的。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对诚信、仗义的“神化”。钱穆曾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他虽然事业未成，而且还兵败被杀，“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质而没有精神情操的氛围中也出现了嬗变，在只认金钱的社会中人们已不过是把关公敬为“财神”而已，并多将之放在饭馆、餐厅的门堂中供起来，指望着“关老爷”帮助他们赚钱发财，而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多已被人们所遗忘。

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已经很久以后我们又重提“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等等。

信仰的分层

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从“‘信仰’二字可以看出，‘信’字从人，信仰问题，是人的言论问题，是人心所向的问题。中国文字的信仰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出于心，就是提倡仰慕光明、崇拜太阳的气度和普照众生的精神”。“信仰总是以意识、观念的形态存在，与当下的现实境况存在理想和实际的差距与冲突。”但“正是信仰的存在，才有了其与现实的比照”，信仰故而对于现实有着反思和超越。

人们对于信仰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可将之分为两大类型的认识，一种认为信仰乃为宗教所独有，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另一种则认为信仰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有着更为宽泛的蕴涵，因为“宗教并不是信仰必然的和唯一的外化形式”，实际上“信仰是比宗教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其他（世俗）信仰。

既然如此，人类的信仰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将信仰分成不同层面很有必要。由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相混淆，及其被放在同一层面来对待，使许多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变得极为复杂，本来不应敏感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特别是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同一体，引起了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少本来就不必要的纷争与冲突。目前中国的信仰理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一临界点，其同一层面的认知使宗教问题陷入僵局，无法摆脱其政治及意识形态包袱而轻装上阵。若能将之还原到其本属层面，问题则迎刃而解，宗教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也就能得到最好的运用和发挥。

文化变得“钱显”？

文化信仰指对相关文化的崇敬、敬仰，对其文化神圣性的信守、执著。钱穆曾指出，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在中华文化信仰中，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而中华文化信仰在外延上的包容涵括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那种“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的无序和国际力量的失衡，使不少人希望能借助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信仰来达成全球平衡、世界和谐的文化共识。在多元的世界中，人们已有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尝试，虽不太成功却也稍有成效。于是，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却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其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我们的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通过完善文化硬件和软件来使我们的城乡社会既有现代气息、时代风貌，也能保持其古色古香、淳朴民风，有其独特的文化味，体现其文化气势和文化品位，让民众更有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比翼双飞。只有在上述前提及条件下，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的回报。

过程最重要

信仰在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层面本身的多样性，说明在其共在上必须体现包容精神。其实，在信仰追求中，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把握、欣赏或警惕这一过程，把研究、解决信仰问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现实过程之中，而不能放在说不清、纠缠不完的未来或彼岸上。人在来去之间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这才是真正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的；只有从其来与去之间的过程中，才能回答、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关注信仰、关注宗教信仰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研究、重视。

信仰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有没有信仰文化、其内涵和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中国有着久远、深厚的信仰文化，在扫尽历史的百年尘埃后早应露出“信仰中国”的本真面目。无论是追求政治者因其神圣性而执著，还是宗教徒因“神道设教”而崇敬，都显示出“神州”的本色。中华民族的信仰情结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因此使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尽管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却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

中国的信仰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本来在一些宗教中不敢想象的人性本真之神圣追求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中国的圣人崇拜比不少宗教中的圣徒崇拜多了一些人文的内容、社会的蕴涵。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而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信仰既是超越人之自我，同样也是提拔、升华人之自我。所以，中国的信仰特色颇值得研究。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08期第6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卓新平《重视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文章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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