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格形成的负效应
身体化的生命意向 功利化的价值判断
中国“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格形成的负效应
文 张自强
人们创造文化，文化同样也在塑造着人。作为国粹一绝的中国饮食文化，同样既是中国人饮食生活的“写照”，反过来也一代代丰富了中国人有关“吃”的哲学。
自然中国“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烹调”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无疑它是对人类饮食文明的一大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须深究隐藏在这种“技艺”后面的文化底蕴，寻找它对中国人格形成的影响。正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认为中国“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格形成构成了两个负效应。
— 吃成为了目的 —
第一，中国“饮食文化”导致了一种“身体化”存在的生命意向。中国人对“吃”的考究是享誉世界的，除了京、川、苏、粤各具特色的四大菜系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各地民间风味小吃。
中国的烹调术是精致完美的。它讲究“色”、“香”、“味”、“型”一应俱全。“吃”不仅是维持生命的需要，而且“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具有“审美”的情趣，是一种人生享受。这与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
西方人的饮食方便简捷，倾向于把“吃”视为为“机器”加燃料，以便“机器”更好地运转，去实现自我的理想。“吃”在这里仅仅是为了维持肉体存在，以便使灵魂得以“自由”；而中国人往往把“吃”视为一种人生目的，吃不是为了维持生命去实现自我的理想，而是为了“养”。
吃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目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民以食为天”，只要天下的老百姓有一口饭吃，就决不会为“民权”等观念化的东西而造反。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不存在“人格”、“人权”、“自由”、“民主”之类的概念。
中国人这种对饮食生活的特殊嗜好，有把人的生命意向导向“身体化”的作用（这也许是今天“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制度难以打破的文化深层原因）。
因而在中国人看来，人生的目的无非是个“养”字，即养自己、养双亲、养老婆、养孩子，即使所谓超越个体存在最高境界的“大同”社会，也无非是个普天之下皆有所养。这种“养”也不过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
人生的理想无非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偷生的态度，把活下去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最高追求目标，只有在活下去的时候才会“逼上梁山”，就是这时也不过是变活不下去为活下去。
中国人这种追求“身体化”存在的人格态度，在中国的儒学、道学和宗教中也有反映。儒学是“入世的”讲求制序，“中庸”顺应环境以保存自己，所以“儒学”也称“身心性命”之学。道家是“出世的”，强调“保身养生”、“清静无为”长生不老。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无非也是一种“全身术”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人格态度。宗教中也有这种人格的反映。中国人求神拜佛无非是消灾灭祸、发财致富、延年益寿之类，而决不是西方基督教中那种赎原罪以求灵魂自由的意义。现在社会上的武术热、气功热、讲“实惠”其实也是程度不同的反映了这样一种人格态度。
— 中国人为了什么而吃 —
第二，中国饮食文化导致了中国人一种“功利化”的价值判断。中国人素有“酒肉朋友、米面夫妻”、“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之说。
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吃”是极为重要的，一般人打招呼的方式也是“吃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得设法嘬一顿，这既是一种友谊的需要，也是一种增加彼此了解的方式。
中国人只有在似醉非醉之间，才会暂时忘却自己在这个等级社会中的身份和上下尊卑，才会酒后吐真言，露出“做人”后面的自我，所以庄子的“九德”其中一德就是“醉之以酒观其则。”
在中国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拜祖宗、祭鬼神，商业交往，官场往来，高兴时、悲痛时都要大吃一通。若不吃则成“生人”，“熟人”总是可以吃的人。若不给吃就变成一幅“寒酸”象，就会被排除在小团体之外，成为“孤寒”无依无靠。
由于吃在中国人际交际中这种特殊作用，使得中国非常实惠和工于心计，只看重和追求那些能满足感官需要的物质产品，并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
原则、信仰、理想等“灵魂”化的东西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地位低下，于是人们多“虚伪”自私和势利，对权、钱、物、福、禄、寿趋之若鹜。这就使得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1992年社科报总328期）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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