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大奖：史杰鹏的纪录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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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9日，为期10天的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由加拿大导演乔舒亚·邦奈达和美国导演史杰鹏共同执导的纪录片《El mar la mar》（《海啊，海！》）获得了本届柏林电影节卡里加里电影奖。

《海啊，海！》

对于史杰鹏参与导演的纪录片获大奖，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从2006年至今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每年都要单独或与他人合作执导一到两部纪录片，而且几乎每部片子均获大奖。

美国导演史杰鹏（John Paul Sniadecki）

这部《海啊，海！》记录的是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人和事，虽恰逢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新政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但出于我对史杰鹏以及纪录片拍摄制作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电影一定拍摄于“特朗普时期”之前。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两位导演敏锐且别具一格的观察力！

2006年，我与史杰鹏在哈佛大学相识，他当时在东亚系读硕士。也是在2006年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松花》问世并于2007年获奖。后来我回国工作，他从东亚系转至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松花》获奖后，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到：

关于《松花》（获奖）的消息的确是好消息，而且被邀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放映，所以11月底我将飞往荷兰。但我觉得，我今年暑期在四川制作的一个关于儿童康复的医疗交流节目更为重要。我们向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慈善小组播放了该片，他们捐赠了10万美元。这些钱将用作九寨沟一家孤儿院5个孩子到美国接受治疗的开支，他们曾被严重烧伤或有其他整形外科残 44 33941 44 14986 0 0 2365 0 0:00:14 0:00:06 0:00:08 2969疾。我们将继续这个项目，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能够为一个积极的交流做出贡献让我感觉很好。不管怎么说，《松花》是不错，但也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艺术品。它可以带给人们思考，但并不能带给那些需要医疗的人们实际的治疗！

作者张华与史杰鹏（图片禁止转载）

拍摄和制作《松花》的同时，史杰鹏还完成了关于中国监狱制度的硕士论文。在随后的几年间，他一边完成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和制片人的博士论文，一边不辞辛苦地拍摄制作。其作品几乎被邀在全球所有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如柏林电影节、纽约电影节、爱丁堡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温哥华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等等。

2008年，史杰鹏完成《拆·迁》，2010年同时完成《黄浦》和《外来零件》，2012年完成《人民公园》，2013年完成《玉门》，2014年完成《铁道》…… 由其执导的每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参加国际电影节，几乎都能斩获大奖：《拆·迁》在历史悠久、全球知名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Cinema du Réel 上获得尤里斯·伊文思大奖，《玉门》同时获得评委会奖；《外来零件》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得金豹奖和特别评委奖两项大奖；《人民公园》在有着50年历史的意大利人民电影节（Festival dei Popoli）获得最佳人类学电影奖，并在美国安阿伯市电影节获最佳摄影奖；《铁道》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再次获得金豹奖……

《拆·迁》

史杰鹏博士毕业之后，曾经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全职聘任，后来他为了能够获得更充裕的时间导演制作他钟爱的电影，受聘到位于芝加哥的美国西北大学。他的作品，除了2017年刚刚获奖的这部《海啊，海！》之外，都是有关中国或中国人的，而《松花》《拆·迁》《黄浦》《人民公园》《玉门》《铁道》的拍摄地更全都是在中国。他用自己的电影记录和讲述“中国故事”，用自己的思考影响着中国纪录片，收藏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研究》也已经在中国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被业界的许多中国人称为“当代的伊文思”。

用人类学解读中国

著名影响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elle Hersfeld）曾给史杰鹏授课，他曾说过：人类学就是为那些在社会上不能发声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就是为弱势群体说话。史杰鹏的《拆·迁》、《四川记事》就带有这种性质，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们的生活展现出来，他们的笑和泪都是那样真实，那样可爱和朴实。不过，史杰鹏拍摄纪录片并不完全都是抱着这个目的的，比如《松花》就不是这样。当时，松花江刚刚遭受过污染，很多无良媒体故意渲染其受污染程度，而史杰鹏的镜头却是客观的。

史杰鹏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导师、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特别注重人类学的道德层面，他在《道德的重量》中写到一个参加了越南战争的美国人，战后回国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可是却因为无法忘怀那场战争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自杀了。同时，凯博文认为， “从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就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是怎样的。”这里的身体状况不仅仅是指人的健康情况，它更多包括的是一个人外在的姿势、表情、行为方式等，比如坐姿、走路的姿势、和别人说话时的表情等都可以透露出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状况。史杰鹏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贯穿着道德的精神和透过外在影像触及内在本质的理念。

《玉门》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非常重要的部分。史杰鹏虽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田野调查，即在某个特定拍摄地生活两三年的经验，但他通过摄像机，通过对话来进行的调查注重的就是参与、观察和记录，通过感官去了解，这也是一种田野调查。这比许多人类学家拘泥于形式的所谓“调查”还要重要。比如，很多人类学家在中国做研究都会选择去云南、青海呆很长一段时间，做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这是现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在不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才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价值，其实在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研究的价值，《外来零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史杰鹏看来，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权力”、“地位”的问题，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生活丰富快乐的人类学家去到一个偏远地区去“调查”，由于他和当地人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无法真正了解当地人的情况，很多人在那呆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回到北京后写一篇介绍当地人的文章，这样就显得有点奇怪、造作，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人类学家可以用一种开放的方式去做研究，这样可能更有影响力。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一般都选择和少数民族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文化。而其实社会人类学研究不一定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以研究主流的文化。就像一个汉族人可以研究汉族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不一定非要研究少数民族。他认为，拍摄导演人类学纪录片也是同样的道理。史杰鹏的作品正是贯穿着这样的人类学观念，并用这样的观念来记录和解读中国的。

记录，就是真实！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曾拥有数量惊人的观众，被称为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但在史杰鹏看来，弗拉哈迪的这部作品也有明显造作的痕迹。比如，因为室内光线不够好，弗拉哈迪就让他们将冰屋的屋顶截去，让那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里表演起床的场景；他们本早已习惯使用猎枪，却为了弗拉哈迪的所谓表现他们生活的原生态的要求，重新拾起父辈甚至是祖辈的捕猎手段。史杰鹏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会刻意要别人怎么样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表现，而是拍摄他们最本真的生活场景。

史杰鹏曾经提到过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叫做《天降》。湖南的绥宁县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几十年来当地人民的生活一直不平静，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火箭残骸落到自己头上，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安全感。当地一个优秀的女孩就是被这个残骸给砸死的。还有一部记录片《北京的风很大》，是通过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来折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导演在街上随机地问路人这个问题，可是大家往往不会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他们会由北京的风聊到别的东西——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有跟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尽管史杰鹏觉得这样的作品会很有意思，但他从不刻意模仿。

《人民公园》

显然， 史杰鹏的作品属于影视人类学作品，但在我国国内笼统地被分类为“影像民族志”或“影像文化志”。但是，我认为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影视人类学作品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采用艺术手法。而影视人类学作品是包含了多样性的作品，它其中有各种意义，不同的观众可以看出不同的内涵。人类学纪录片的缺点是朦胧，优点也是朦胧。但民族志的作家（包括影像民族志导演）就不一样，他们有这样的潜台词“我写的是真的，你必须相信我”。 正因为此， 史杰鹏的作品几乎不使用采访，这是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刚刚获奖的《海啊，嗨！》再次秉承了这样一个原则。

史杰鹏的作品不跟风，他总有独到的发现，他不去刻意评价他所拍摄的对象，而他屡屡获奖的真正原因正在于：评委认为他不是刻意抹黑中国，只展示中国落后的一面，而是展示中国人辛苦并快乐着的生活，更多地关注他们生活中有情趣和乐观向上的一面，他们生活中多面的情形。比如，《拆·迁》里玩极限运动的男孩子们，他们还会说很流利的英语。当然，这不是说他展现的都是光明的东西，他也会在影片中比较含蓄地揭露一些东西、呼吁一些改变。他是美国人，但是有强烈的平等意识的美国人，但绝不是具有殖民话语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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