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馥芳：当诗词大会变成“文化焰火秀”，给谁加了把火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笔谈
《中国诗词大会》：一场“文化焰火秀”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馥芳
◤今年新春，《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播出，引起了社会多方的关注。
赞誉者很多，不认同者也不在少数。若要谈谈个人看法，我以为：《中国诗词大会》把严格意义上的逐字逐句地背诵作为大赛的对垒内容，无疑给源远流长的“背诵教育”加了一把明火。但从其对民众之精神创造力的激发这一点来看，这把明火不过是一把没有精神燃烧力的“文化焰火”。
给“背诵教育”加了一把明火
纵然《中国诗词大会》有着“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基本宗旨，且不少媒体和观众对其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所起的作用充满期待。
可是，在笔者看来，这终究不过是一场由“背书秀”演化而来的“文化焰火秀”而已。
其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是创新了“晒—秀”文化的“秀品”。在观众业已厌倦了各种物质“秀品”的当下，“背诗秀”的适时推出符合社会各方对“文化正能量”的期待：期待通过参赛选手“大秀”中国诗词背诵能力，激发更多的青少年投入到中国诗词的背诵潮流之中。
然而，就算全民背诗又如何？不过意味着“背诵教育”“王者归来”而已。“背诵教育”在中国源远流长。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背诵原本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获取手段。但是，中国传统教育却一直将背诵看成是教育本身的一部分。到21世纪的今天，背诵仍然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背诵教育”缘何广受欢迎？在笔者看来，除了它确实对确定知识的获取有一定裨益之外，还有几个被遮蔽的、或者大家不愿承认的事实：
一是背诵对于教师而言，是一种最为偷懒的教育手段。学生背诵的时候，教师无需教学，只需做监工，如此，大大减轻了教学负担。
二是背诵是一种最为简单易行的教育成果展示手段。若家长问起来，我的孩子在学校学到了什么？背诵几乎是一种最为直观、最为有效、也最容易让人信服的教学成果展示手段。尤其是古代私塾教育，教学测试手段极为有限，背诵和作文基本上是仅有的两个教育成果展示手段。相对于作文，背诵的展示不仅直观，而且更容易让家长信服。
三是对于家长而言，孩子的“背诵”能力是家庭“面子工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各地政府的“面子主政”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人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哪个独生子女没有过在人前“背诗”、“背文”的经历？“背诵”被家长当成一种最为有效的“秀娃”手段，孩子的背诵能力越强，其给家庭挣来的“面子”也越多。
由此可见，“背诵教育”之所以大行其道，虽然有对教学成效的考量成分在里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教育者和家长之间的一个“共谋”，是“教育快效观”在教育中的直接体现。《中国诗词大会》把严格意义上逐字逐句地背诵作为大赛对垒内容，无疑给源远流长的“背诵教育”加了一把明火。可从其对民众之精神创造力的激发这点来看，“这把明火”实质是一把没有精神燃烧力的“文化焰火”。
“晒—秀
”看起来很美火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火：一种是自然燃烧的火焰，另一种是焰火。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燃烧具有可持续性，而后者则是瞬间闪耀。新春素来是燃焰火、赏烟花的好时节。
今年新春，《中国诗词大会》的播出，无疑给全民呈上了一场“好看”（甚至有人说“惊艳”）的“文化焰火秀”。
这场“文化焰火秀”不但极具观赏性，而且满足了大众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意淫：华美的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觉感官上的愉悦；近乎残酷的对垒方式成功地撩动了看客们那份观输赢的躁动之心；观众对选手们口中迸出的某些诗词的熟稔不但撩拨了他们“如晤老友”的感念，而且让其生出“我也曾是英雄！”的感慨；着汉服的高挑颜值少女最终获胜成为新擂主契合人们对“古典美才女”的心理描摹；把背诵中国诗词这一高考必考项目作为对垒内容满足了众多中小学家长们、甚至一些教育工作者对于“寓教于乐”的意淫；大赛对中国诗词背诵能力的推崇打开了另一条“一夜成名”的新通途——“一背成名”。
可以说，这场“文化焰火秀”的成功播出不啻于给那些没有说唱逗笑等特殊文艺才能的莘莘学子们指明了一条成功的“捷径”：只要剑走偏锋，仅凭十年寒窗苦，便可能“一战成名”！一切看起来很美，听起来很好，说起来也不错。可是细究起来，一切看起来太好的东西，难免不叫人存疑。焰火喷射到空中，瞬间惊艳的奇幻绽放之后，幻象转瞬消失殆尽，徒留漫天的“尘霾”兀自乱舞消散。
为何把《中国诗词大会》看成是一场“文化焰火秀”？主要原因在于：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这场“好看”的“背诵秀”“仅仅是在一条已经现成的道路上来回搬运什么”（海德格尔），其之于我们的精神产出力或创造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故其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没有精神燃烧力的“文化焰火秀”。
从表面上看，背诵和“晒—秀”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仔细探究，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展示行为。背诵是以声音为媒介来展示知识储备，而网络环境下的“晒—秀”则是通过网络信息发布或者表演的方式公开展示物品、信息、才艺等。“晒—秀”行为的核心是“释放和放大”。借助于功能齐全的大型演播室、电视、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以及各种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强大传播介质，传统的“背书”活动被成功放大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表演秀”。就文化取向的角度而言，这场流光溢彩的“背诗秀”是对当下大行其道的“晒—秀文化”潮流的积极应合。
2013年新春，笔者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晒—秀文化之殇”（点击阅读）一文。文中指出：“‘晒—秀’虽是一个‘超新词’，但它并非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它所代表的绝非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超新文化’。相反，它是网络技术环境下‘形而下’的物质主义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异化’。”
就形而上的角度而言，“晒—秀”文化的流行意味着精神创造力的群体性衰弱，这是因为：“‘晒—秀’本质上是一种离散的‘非爱’行为。它是一种无谓又无果的精神燃烧，这种燃烧不断地‘撕开’自身及其所关涉的一切。表面上看，这种‘撕裂之力’似乎征服了它所‘撕开’的一切。但实质上，这种燃烧着的‘撕开’纯粹是离散性的，它不具备把所撕开的一切重新聚合在一起并回嵌到原有结构之中以达到优化或者完善原有结构的能力。
因在大型演播室中面对观众现场背诗这一“晒—秀”行为不过是把中国诗词从故纸堆中搬运到舞台上，故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几乎没有任何“建构之力”。有鉴于此，不管《中国诗词大会》这个大型演播室节目看起来有多好，多美，其终究不过是一场“好看”的“文化焰火秀”而已：“它不但无法为我们开辟并形成新的、具有启示作用的精神道路，更无法引导我们走向通往人类本己家园的大道。最为重要的是，人类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很可能最终消解在这种快速的‘来回搬运’的热闹之中”（王馥芳，2013）。任何希冀以“文化焰火秀”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都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49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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