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杂志》：从历史来看，智库是类神奇的机构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笔谈

智库研究曾经遭遇利益操控

  熊一舟/编译

◤2017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指出2016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智库呢，现代智库又起源于何时，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外智库的研究在历史上是否完全自由和独立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美国在线杂志《平板杂志》（Tablet Magazine）近日刊发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雅各布·索尔（Jacob Soll）的文章，对智库的缘起进行了分析。

智库的过去

智库是一种奇异的机构。专家们成群结队却又不苟言笑，只为捍卫一个特定的政治或经济议题。

无论他们代表的是传统基金会还是布鲁金斯学会，也不论专家们的水平如何登峰造极，他们的观点往往与所在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保持一致。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秉持的“加速消除国际战争”到布鲁金斯学会关注的联邦政府体制研究，每家智库在成立之初都认为严肃的、专业的研究机构能够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难题。

但《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近期的报道显示，研究领域涉及金融、能源管制、环境问题和烟草行业的智库往往扭曲数据，并利用所谓专家攻击科学发现和黑幕揭发者，或者兜售政府的政治观点。许多选民、记者和分析人士都对这些所谓的专家持高度怀疑态度，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专家组织起来编造数据和报告并将其用作鼓动宣传目的，这曾是一种有力的政治工具。但是，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专家在拿钱炮制研究报告的同时，也曾成为自由思想的独立力量。

在欧洲，智库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那时的世俗君主开始讨论天主教会的收税问题。从查理曼大帝一直到17世纪，雇佣多名独立律师为君主提供政治和经济主张来反制教会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在教会与世俗政权的长期法律纷争中，教皇与君主都曾向律师求助。这些律师在提供建议的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思想独立性。

尽管“智库”一词是现代才产生的，但其真正的起源却能追溯到16、17世纪的人文主义兴起之时。《牛津英语大字典》把智库定义为“一批专家集合成为一个研究机构，就特定的国家或商业问题提供建议或观点” 。1686年皮埃尔·里什莱（Pierre Richelet）的字典将其定义为“擅长文学或艺术之士共同谈论文学或艺术之所”。里什莱的定义与当代对专家的定义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某一领域饱学或至善之士”。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各国对独立学者及其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增加，研究团体变得日益常见。17世纪30年代后期，时任法国总理黎塞留公爵（Richelieu）委派历史学家兼档案学家西奥多·戈德弗罗伊（Théodore Godefroy）前往德国明斯特，参加欧洲列强签署结束30年战争文件的谈判。今天，我们会把戈德弗罗伊称为一名技术专家或顾问，因为他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了艰难的谈判之中去。

政治与智库

英格兰当时拥有众多的研究机构，如16世纪晚期以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为中心的学术团体和一个世纪以后以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为中心的学术团体。这些团体往往设置在剑桥大学或皇家学会等机构附近。

但在法国，在当时的实际领导者科尔贝尔（Colbert）前所未有的授权体制下，此类学术机构都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到17世纪60年代，科尔贝尔甚至设立了一个政府内部的专门学术职位，服务对象是他本人。

科尔贝尔希望这些学者成为他的政府的永久雇员。正因为此，他发现本笃会成员的专业知识非常有吸引力。这些人是专业的考据学家，他们将搜集整理那些涉及宗教、王朝和国库权益的文件视为己任。科尔贝尔还寻求当时最著名的档案学和历史学学者、本尼狄克修士简·马比荣（Jean Mabillon）为其服务。马比荣是西方古文献学的创始人，而这一学说是西方对古代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比较甄别的最主要方法。在马比荣的主持下，圣日耳曼大教堂成为服务于科尔贝尔政府的专家的主要培训基地。马比荣在此培养出了许多具有很高水平的古文献和语言研究学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埃蒂安尼·巴鲁执（étienne Baluze）。

巴鲁执处在学问高深的学者与学者型官僚的演变链条之间，换言之，他是某个响应政治利益的大型智库的指导者。科尔贝尔雇佣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学者，还因为他是一位善于打交道的人。巴鲁执既精通学术，又擅长为官之道。科尔贝尔的命令，而不是对真理的科学追寻，成为了巴鲁执们行动的指针。

科尔贝尔从他那些时而公开、时而秘密的政策咨询团体中获得建议。他增强了控制学术界的能力，并为这些智囊团提供了大量的现金。此外，他还寻求取消学术自由。

法兰西学院著名学者让·夏普兰（Jean Chapelain）成为了科尔贝尔的代理人，为他搜寻那些愿意为科尔贝尔进行宣传从而领取报酬的学者。夏普兰致信著名的德国学者海门尔·康令（Herman Conring），邀请他编撰有关历史文件，供法国王室进行政治宣传使用。夏普兰还邀请著名的荷兰学者尼古拉斯·海因修斯（Nicolas Heinsius），并告诉他一些著名学者，如J.G.沃西斯（J.G. Vossius）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也都受邀为法国王室服务。夏普兰对沃西斯恭维有加，告诉他路易十四本人对沃西斯的作品非常感兴趣。

用金钱说话

如果研究人员不听从科尔贝尔的指令，或者如果他们讨论那些敏感的历史文献，科尔贝尔就会直接将其解雇。有一次，皇家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助理安托万·巴利亚斯（Antoine Varillas）告诉科尔贝尔，他正在使用皇家收藏的文献来撰写一部“美第奇家族的秘密历史”。科尔贝尔听到后感到非常震惊，并立刻开除了他，并将其从皇家图书馆驱逐出去。

Francois-Eudes

科尔贝尔的兄弟，皇家图书馆的一位馆员，向科尔贝尔抗议称巴利亚斯被驱逐出去后只能露宿街头。科尔贝尔说，他发现巴利亚斯的面目“极其丑恶”， 露宿街头也是罪有应得。在对待御用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欧德斯（Francois-Eudes）时，科尔贝尔也展现出了同样的商人式的毫不留情。当弗朗西斯科发表了一些与王室政策不相一致的言论时，科尔贝尔毫不犹豫地解雇了他，全然不顾他已为王室服务多年。

1683年，科尔贝尔辞世，王室对戈德弗罗伊及其家族的赞助随之结束，戈德弗罗伊对王室决策的影响也不复存在。也许由于王室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抑或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解，科尔贝尔的继任者没有继续他宏大的文化计划。到18世纪中叶，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反而成为了批评政府的温床。尽管如此，政府御用专家的理念在18世纪又日益兴盛。政治思想家和专家要么成为政府的批评者，要么成为君主政体的辩护者。

到18世纪中叶，由于没有了科尔贝尔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慷慨的资金赞助，学者、专家和哲人团体再一次追寻自我的独立性，并开始利用自身的技能寻求政治上的独立。

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圣·达朗伯 （Jean le Rond d'Alembert）还组织一些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编撰了一部《大百科全书（1751-1772）》。这部著作在广泛搜罗知识与信息以教育民众的同时，还试图削弱传统权威。这些学者是通过公众订阅来获得研究资金的。这是一群学富五车、忘我投入的人士，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只为完成这项他们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事业。他们与其他学者一道，推动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现代智库也能为公司和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如果说读者清楚地了解科尔贝尔是如何用金钱让专家为他说话的，那么现代智库背后的利益集团却是极其隐秘的。由“公众可靠性网”（public-accountability.org）实施的一次调查发现，一些大型石油公司甚至资助了某些看上去最具独立性的智库。这种侵蚀不仅对那些开展研究的学者而言是一个问题，而且对那些本已丧失对专家的信任的普通民众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49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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