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对位于"生活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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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 周文波：诗词狂欢的可能与限度
狂欢的可能与限度
华东师范大学 周文波
当代著名诗人张枣回溯外婆给他的诗歌启蒙经验时，这样讲到：“她带我时我大概十岁，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
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
诗作为生活的细节被深刻地铭记着，并启发着诗人幼年对语言艺术的领悟。我想，办一个大众传媒式的诗词大会，多少是和诗人的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古诗词最亲密最广泛的接触是在中学读书时，当然，对其最恶劣的感受也正来自于这期间的一道道默写题、鉴赏题。
诗词与学科分值的捆绑固然普及了它的形貌，但也造成了误会：它是不得已被接纳的，无关生活日常。其实不然，真正被称之为诗的东西终究是作为生活的某个关节存在的。
就这一点而言，诗词大会必然有其价值。“现代性”的标志逻辑是二元对立，就像“诗意”被视为对商品文化、流行文化的抵制力量，就像“诗和远方”必然对位于“生活的苟且”。
而这一非此即彼的张力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境地，比如诗或文学糟糕的读写状态。倒不妨举办一次狂欢，不是为诗赢取关注，而是让它渗入人们的日常，成为人们生活经验中的某个细节，就像对儿时庙会的记忆，这是真正的文学史，远甚于一本正经的厚重书脊。所以，诗词大会的意义并非传播或弘扬文学，而是生成一个或众多文学经验。
狂欢的限度
只是狂欢也自有限度。
闻一多曾撰文《诗经的性欲观》，起初就这样棒喝：“现在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得厉害！”随后，他淋淋漓漓地考证、论说，至结尾处，又警醒地说：“认清了《左传》是一部秽史，《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可是等到了真面目的时候，你也不必怕，不必大惊小怪。原始时代本来就是那一回事。也不要提原始时代了，咱们这开化的二十世纪还不是一样？我们应该惊讶的，倒是《诗经》怎么没有更淫一点！”
平平常常人们谈起《诗经》的时候，俨然视为“美”，视为“诗意”，视为生活的逃离之所。闻一多如此一讲，恍如一记耳光打在你我迷蒙而憧憬的脸上，尴尬毕露。闻一多奉格律为精神，不想吐词如此不顾约束，可细想也正是刚刚正正的格律精神，令他敢说敢言，以求真做学术的要旨。他的学术观点可能不是最终的真实，但其读诗的方法与态度，却足以提醒人们：诗有其真实的面孔。
这就是我要讲的限度。诗词大会使人们狂欢于“诗意”、浸淫于“美”，却容易忽视写作的真实。这里“诗意”、“美”极有被符号化处理的危险。文言诗句脱口而出时的风流蕴藉，飞花令刺激古雅的形式复现，会不会仍只是在织造一件“诗意”的华服，诗的真实的躯体，在单向度的想象与言说中隐形不见。
比如杜甫的苦难是真的苦难，而狂欢若不能指出苦难与言说苦难的方式，杜甫就只是一个“诗意”饱满的文人。比如战争是真实的惨烈与创痛，若不能指出，就只是豪迈词句与风发意气。
危险在于，狂欢是否没有能够使诗词跳脱典籍，进入真正的凡尘世事，反而起到巩固典籍崇高地位的作用？于是，兴尽而归后，人们仍会喋喋不休：“生活的苟且”、“诗和远方”。这涉及诗或说文学在当下最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文学的声音越弱，人们就越急于为之赋魅？
诗的真实在于人，背诵触及古人的文字语言，却并不触及古人的生命状态，甚至不触及他们的日常口音。诗只是生活的一面，它叫做追忆、想象、叹惋、期冀，或谋取稻粱的能力、谎言与真实。
翻看杜甫全集，他的创作不少涉及谋官求职，若以“诗意”论，多少令人默然。然而这才是写作的真实，他一生为稻粱所困，谋官求职有很大的生计考量，“沉郁顿挫”与这“生活的苟且”难道没有关联吗？背诵、朗读、无限憧憬的乃诗句，而会不会，被忽视的是人的生活？狂欢的限度在于：别再为文学赋魅。
然而我仍珍视这样的狂欢，因为它在打破读与写坚实又尴尬的壁垒，它在客观的意义上恢复文学的生活质地，触及文学应有的形态。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原载于社科报总第1549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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