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艺术终结必须“向死而生”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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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应中山大学中文系之邀，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先生以“艺术边界的超越与重建”为主题，从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艺术是什么”入手，直击我们当下遭遇的种种尴尬与困惑：“文学已死，就算莫言获奖了也无济于事”，“网络小说是文学的未来吗”，“大众文化能取代艺术吗”……

原文：《高建平：艺术的边界就是创造的边界》

撰稿：陈欣捷

“艺术终结”的哀叹尚早

艺术是什么？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深究起来却发现，我们对艺术的认识是如此混乱和模糊——“一幅画得很差的画也算是艺术吗？”“杜尚的小便池都进了博物馆成为艺术品了，我吐了痰的纸能不能也进博物馆？”当你再把疑惑转向各种现代艺术机构的设置，国家的艺术拨款制度，艺术赞助制度，消费者对艺术的收藏和消费习惯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自己认为钻牛角尖的问题，已经在社会范围内构成了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正是源自于对艺术认知的混乱。

但是，更奇怪的是，虽然我们对艺术的认知是混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对艺术与非艺术丧失了判断。例如，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那些深切担忧文学命运的人依然高兴不起来：“莫言获奖也改变不了网络文学泛滥的趋势，文学已死。”诸如此类的哀叹在大众文化兴起的大潮中，抱着对艺术的认知似乎很清楚的态度，宣告着文学死了，京剧死了，雅文化末路了……总之，真正的艺术终结了！ 

这深广的视野何来？高建平先生引导我们回到柏拉图的模仿说。柏拉图提出了“三张床”的命题，第一个是理念的世界，它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到，是世间万物的原型。第二个是现实的世界，各种手艺人制作了现实世界中的万物，他们都模仿了原型的理念。第三个是艺术的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构成了一个关于世界的虚幻的镜像。尽管柏拉图对艺术采取敌意的态度，但他毕竟从理论的向度把艺术和工艺从根本上分开。柏拉图明确指出了艺术是不同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单独的世界”，而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艺术观念并非古已有之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孕育和成型，区分艺术和工艺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时代的大问题。18、19世纪的美学家们开始对艺术进行分类建系。

18世纪的法国人夏尔·巴托首先尝试建立一个艺术体系，将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并称之为“the fine arts”,中文译为“美的艺术”。巴托的这一观点，在经过修正以后，成为狄德罗所主编的《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百科全书》所依据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为什么要分类建系？为什么要编百科全书？因为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到技术（尤其是印刷术）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势能——要将知识从统治阶层垄断推向普罗大众。

于是现代艺术观念和体系得到确立，进而这种观念和体系带来的制度层面的操作，形成了关于艺术教育、出版发行、展示或表演、宣传和评论制度等，现代艺术观念不断得到强化。仅仅通过一两代人形成的思想、习惯和风尚，现代艺术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让人觉得如此对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分是天经地义、古已有之的事情，谁若是挑战这种区分就是大逆不道。

艺术与美无关

然而，这种人们认为的自然而然的艺术观念在20世纪的先锋主义那里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当杜尚把小便池以《泉》的艺术品的名义摆放在高贵的展览台上的时候，人们惊愕、不理解、质疑——“这难道是皇帝的新装吗！”而与此同时，似乎也接收到了一个更荒唐的暗示：只要够搞怪，够标新立异，就能成为艺术品！所以，直到现在，像“大费周章地养肥一盒子苍蝇，然后带进博物展览馆里放飞，并美其名曰‘行为艺术’”这样的事情还时不时地发生。 

实际上，人们的惊愕正是源于，杜尚的《泉》向人们心中一个误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在开始时以“美的艺术”概念为标志的现代艺术体系建立之时，便暗示着一种结合——美与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说，“艺术”与“工艺”的区别在于“艺术”要比“工艺”高雅，更能代表美。但是当现代工业设计渗透到各行各业，从私人汽车，到手提电脑，到房屋装饰……能造得多漂亮就造得多漂亮，把感性的吸引力发挥到极致，使你看一眼就流连忘返，就想要它。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时代潮流。可是当生活的一切都发狂地展现美，美得让丑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曾经与文化产业携手造梦的艺术似乎也就变得多余了。因为如若艺术的本质是“美”，且艺术是属于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救赎的镜像世界，那么当现实世界完全是美的时候，艺术也就无需再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和救赎了，艺术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重回艺术的定位

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艺术要在这种终结的威胁下“向死而生”的话，应该重新回到艺术的定位，以此来确定艺术的边界和考察艺术的命运。

就像当年的启蒙运动家们，面对时代喷之欲出的势能，担负起了将知识推向普罗大众的使命，并通过理论建构形塑了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实际上，艺术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从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到后来的历次社会革命浪潮，总是不断地把来自民间和社会底层的趣味带入到艺术中来，这就一次又一次地冲撞原有的艺术边界。18世纪的艺术用“古典”一词演出了一幕现代的大戏，而19世纪的“民间”概念与革命概念结合在一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民间趣味则伴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发展成为了潮流。今天，中国文联有民间艺术家协会和曲艺家协会，这些都是冲撞的结果。但是今天出现的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以前，艺术的边界只是一次次被冲撞，经过多次冲撞之后，艺术的边界变得更有弹性了，或者说，冲撞使艺术从18世纪所具有的刚性的边界，变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柔性的边界。但是在今天，艺术走向大众，大众的趣味进入到艺术之中。艺术被大规模地生产，整个世界被艺术化，艺术的全面胜利，带来的却是“艺术终结”的恐慌。因此，在当今对于艺术的本质的探讨，也变得更为紧迫和关键。

艺术源于创造

高建平先生提出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艺术与非艺术的不同，不在于所制作物品的形态，不在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在于制作者的处境、意愿和姿态。虽然艺术家也要生活，他们也要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们能将创造本身当成第一需要，那他们就还是艺术家，所创造的就还是艺术品。如果他们把赢利看成是第一需要，以赢利为成功的证明，以赢利的量来衡量成功的量，那他就是生产者，所制作的就是产品。

因此，艺术的边界实际上也就是创造的边界。艺术与商业化的生产总是处于博弈之中。在其中有冲突、也有妥协。艺术就是在与工艺、与商业化生产、与平庸的重复等等相区别而存在的。它所珍视的，是个人的独创和独创过程中春蚕吐丝式的流露，只要这样的东西还存在、还受尊重，艺术就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精神，它的发挥，就成了真正的艺术因素。它的边界，正是艺术的边界，不管存在于什么媒介之中，也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2期第6版，文中内容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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