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高山奎：走进施特劳斯，小心陷入这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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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是否笃信或反对施氏的观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本己的历史和时代处境出发，应对内心的困惑，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去践行坚守。

原文：《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施特劳斯》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高山奎

被嗤之以鼻的施特劳斯

在汉语学界，提到列奥·施特劳斯，人们头脑中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两个面相。本文所论及的施特劳斯，并非施特劳斯主义意义上的施特劳斯，因为后者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个教条化的、具有邪恶意图和隐秘动机、一度卷入意识形态论争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教父；而是意图回到那个有着时代困惑和个体关切、竭问省思、孜孜求索的犹太流亡政治哲人——施特劳斯。

对于这样一位学人，一些学者常常对其嗤之以鼻。何故如此？大体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原因。实践方面的原因显而易见：以民主制为基底的美利坚民族收容了这位无家可归的流亡哲人，然而，纵观后者在其寄居国的数十载践行，全无为其收容国之文教政事竭尽心力之举。这种不合时宜又抱屈含冤、振振有词的苏格拉底式做派，岂能不让热衷民主政制、怀揣启蒙梦想的美式哲人或媒体人感到愤怒？

理论进路上的原因可能要复杂一些。深受黑格尔、马克思传统影响的汉语学界一谈到哲学，首先想到的是那种远离具体物事的玄思。这种玄思指向道统（本源、原因），关涉崇高、思辨和整全，是对用（属性）背后的体（存在、实体）的追问。然而，在施特劳斯的文本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玄思和追问。柏拉图笔下那个摆脱锁困、艰难调适，最终爬出洞穴、沐浴阳光（无蔽之真）的形而上学进路遭到冷落，取而代之的尽是所谓神学—政治困境，哲学与城邦（诗）之争、耶路撒冷—雅典紧张之类的在世共在（洞穴—实践）命题。这种与黑格尔式哲学史进路大异其趣的琐碎细节和作者意图分析，岂能不让汉语同仁为之疑惑：施特劳斯到底算哪门子的哲学家？

但吊诡的是，这样一位地位和眼光远逊于康德和海德格尔的政治哲人竟然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火”了起来，成为影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思想史进程的西学四导师之一（参见丁耘，《儒家与启蒙》）。

政治哲人的审慎克制

或许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施特劳斯根本不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比后现代更加激进地质疑现代启蒙价值合法正当性的哲学家。这种激进奠基在两者共属的思想地平之上：既然尼采已经掷地有声地宣告“上帝已死”、超感性领域失效、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终结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像新康德主义（如文德尔班）那样梦呓般地复述德国古典哲学的话语。

余下的道路只剩两条：要么彻底解构正统形而上学传统，在西学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根基上重新开掘出新的理解可能性来（如海德格尔）；要么另辟蹊径，走出迥异于黑格尔哲学史框架的诠释学路向（如施特劳斯）。归根结底，施特劳斯之所以见异于我们，是因为我们跟不上他的思路和节奏：施氏把尼采的论断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预设，而我们还跟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路子在补对我们而言实属空白的形而上学旧课。

较之尼采和海氏，施特劳斯显示出了政治哲人的审慎克制：一方面，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决绝地弃置古典理性主义的可能性：他对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形而上学话语的沉默不语并不意味着否弃他们的合理性，因为放弃了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探究，哲学还是哲学？另一方面，施氏对理性主义的独断和限度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没有像尼采和海德格尔那样激进地将其宣称出来而走向虚无主义，而是对其存而不论（缄默不谈），转过身大书特书西方正统形而上学所忽略的哲学与城邦（诗、神话或宗教）之争。

城—哲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从未离场，在政治哲学的源头处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所造成的震撼绝不逊于“相论”的重要性，而且它是活生生在场、不得不予以（与诗学）直面和抗辩的一个重要维度。而这一点，后柏拉图时代的正统形而上学一而再、再而三对其粗线条掠过。现代启蒙所宣扬的“为真理而献身”，海式所宣称的“为本真性生存而决断”，与其说解决、不如说在自然洞穴之下又挖了一个意见洞穴，更厚重地遮蔽了在古希腊哲人那里显得至关重要的这一面相。因此，施特劳斯对城—哲冲突面相的艰苦探询值得敬佩赞赏和高度重视。当然，施特劳斯刻意避而不谈的形而上学也不容小觑。

切忌陷入极端

综上所述，我们阅读、理解、走进施特劳斯，切忌陷入两种极端情况：一是一味地（亦是不得要领地）追随施特劳斯回到古典，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文史拷辨的古典学研究，而没有注意到本原论或存在论学说在理解古代哲学和哲人思想中不可偏废的根基意义；二是极端地否弃施特劳斯的研究路向：要么认为施氏的思想对现代政制建构毫无意义（其实反驳亦是贡献，它可以提醒人们对工具理性或理性万能的论调保持警惕）；要么认为施氏的学说是异端另类，是偏离主流正统的歪理邪说。

归根结底，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体修身正己、释疑解惑的心路历程，施特劳斯本己地直面了作为无根犹太人的危机和困境，践行了一个哲人发自本心的爱智之旅，彰显了传道授业、化育英才的（大）师者本色。作为一个汉语学界的后学，我们是否笃信或反对施氏的观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本己的历史和时代处境出发，应对内心的困惑，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去践行坚守。在如是行为时，施氏那里所突出强调的政治哲学（城—哲冲突）维度和他所三缄其口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维度不可偏废，这恐怕是理解和走进（哪怕反对）施特劳斯所须臾不应忘记的一条重要准则。【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列奥·施特劳斯犹太思想研究”（编号：13CZX061）资助成果；第5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资助编号：2016M591610）】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2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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