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 理解青年,我们不做时代观点的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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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语
也许,这个时代并不缺少观点掮客、“民科式”的人生指南与满足自己道德欲望的“爱心”,真正缺少的可能是理解“青年问题”的耐心与走近“问题青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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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多理解青年问题 少生产问题青年》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 董轩
“抽烟只抽炫赫门,一生只爱一个人。为你关了我心门,香烟陪我到凌晨……”浓眉红唇、肤白貌美,左手执烟、右手握麦,潮T、纹身、耳钉似乎都在向旁观者展示主播是“社会人”,但这些常常符合“混混儿”刻板印象的、似乎好勇斗狠才是其最重要的符号资本的人正在用美颜软件雕琢出一种正在流行的“男色”与“酷”。这就是“快手”直播平台上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
批评者认为,“快手”平台上的主播多为“没文化”的农村青少年或城市打工者,所播内容不是对着镜头狂吃各种垃圾食品,就是拖着一只廉价音箱搔首弄姿,把KTV搬到了“希望的田野”上,对于成长中的广大青少年们有百害而无一益。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快手”俨然已是新的“青年问题”制造者。
然而,为“快手”点赞的群体却认为,“快手”与其他直播平台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盲从锥子脸、猫特效的“伪中产公主风”,而是为“无颜、无才、无钱”的“新三无青年”提供了表达自我、旁观他人、洞悉时尚、探索人生的平台。
不管认同哪种观点,“快手”已成为某些青少年群体追捧的新时尚之一。如同当年的各种BBS、微博、微信、B站,“快手”带来的不只是网络生活、青年文化样态的某些变化,还有置身其中者的乐而不疲与执着卫道者的扼腕痛惜。从对于“快手”现象的争论出发,这篇小文试图抛砖引玉地探讨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青年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谈论谁的问题?
青年问题
一种常见的逻辑是将“青年问题”描绘成青少年群体内部生发的“社会问题”或“社会 48 31188 48 15232 0 0 4306 0 0:00:07 0:00:03 0:00:04 4306”。例如,网瘾这种“病”目前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医学证据证明这是一种“瘾”或“病”,但在我国的社会语境下,家长、成年人群体乐于相信有这样一种“病”的存在。
其背后的原因也许很复杂。对学校而言,网瘾这种病的存在可以完美解释为什么有些学生成为了“后进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进校时的“好学生”在经过几年的学习后却变成了“差生”。显然,这些学生成绩和日常行为的变化与学校教育无关,并非学校的责任,而是因为得了一种叫作“网瘾”的病。因为学生“病”了,所以成绩下滑、行为失范等等可以在逻辑上顺理成章。此外,作为“育人”(而非“害人”)机构的学校与“类学校”机构有责任为这种危害青少年成长的“病”把脉问诊。于是,全国各地戒网瘾学校成为投机者眼中新的生意,以教育祖国下一代为名,不仅能够占据道德合法性,还能日进斗金,何乐不为?
对于家庭或网瘾青少年的家长们而言,由于这种“病”常常染于一种叫作“网吧”的地方,所以,网瘾与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无关。家长们乐于相信自己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自己都是“好家长”,只是孩子受到了不良环境、互联网新技术的影响,才一失足染了“病”。但“病”不是绝症,“病”是可以“治疗”的,“治疗”当然又要寻求“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士”。于是,无论是“染病”还是“治疗”便都与“家”、“家长”无关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以我曾花四年时间研究的寄宿制武术学校为例,武校学生群体大多是所谓的网瘾少年,且普遍与他们的家长关系很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童年时代父母的缺位,不仅曾经的留守儿童终年难与父母见上一面,就是和父母随迁到城市的孩子也因为父母打工忙等原因,少有机会享受“亲子时间”,甚至部分打工者用自己情绪管理方面的无知无能惩罚下一代,轻则训斥、重则打骂,将孩子作为“情感垃圾桶”。长此以往,这些少年发现“网吧”才是一个让人忘记忧愁、使人快乐的地方。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瘾”问题,也许“网瘾”便不再是染于网吧、止于网吧的一个青少年问题了。也许,青少年只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问题”的受害者而已。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谈论“问题青年”的时候,也许才会更多地反思一些“青年问题”形成背后的荒诞,而不是急切地将“问题青年”归于荒诞。
与“网瘾”相似的“青年问题”在人类历史并不少见。例如,17世纪的时候,咖啡厅成为青年群体的新时尚,如同今天的互联网与网吧,成年人们也认为咖啡厅毒害了年轻一代,让本应悬梁苦读的青年浪费了大好青春去一种叫作“咖啡厅”的地方“吃苦”。在那个年代,咖啡是“青年问题”的原因,也是表征。喝咖啡无异于今天的青少年玩“快手”、“泡网吧”,是得了“空心病”、不求上进、自毁前程的表现。
回溯诸如此类的荒诞,也许每个已在不知不觉间喜欢以“过来人”自居的人都需要认真反思一下当我们过分热切地为年轻一代指点迷津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同时在生产和再生产“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这是否源于一种成年的傲慢与无法理解多元世界快速变迁的无奈?
当我们谈论“青年问题”时,我们到底在谈论青年还是在通过标签化年轻一代而维系自我的话语权与合法性?这些问题也许不是几本书卷中的理论,或者一点茶余饭后的随想能回答的。也许,这个时代并不缺少观点掮客、“民科式”的人生指南与满足自己道德欲望的“爱心”,真正缺少的可能是理解“青年问题”的耐心与走近“问题青年”的信心。
本文为社会科学报第8版笔谈“如何不负此生”专题特约稿,将于近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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