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杜维明：“上海价值论”，一种源自上海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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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今，上海已不是原来地理上的概念了，它本身便是一种经济，一种文化，一种媒介。2003年12月14日，杜维明先生提出了“上海价值”这一概念。“上海价值”的提出让我们不由地联想到多年前振聋发聩的“亚洲价值”论，在杜先生看来，上海价值应该成为亚洲价值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否可以体现自身的更宽广的人文主义？在自主公益、理性慈悲、法礼、人权责任、个人尊严团队精神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上做出自己的回应？我们希望“上海价值”能够产生某种普适意义，至少在方法学上对中国的发展有某种参照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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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到2016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占全市GDP比重12.1%，其中，电影、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文化市场规模达到约652亿元，上海的文化产业正快速地发展。

我们精选了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上海价值论”大扫上海文化不自信》一文，载于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思想的力量》文化卷。

上海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

让我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检视一下上海的价值或者价值取向，希望在方法论上至少超越一些排斥性的二分法。

一提到上海，大家就会联想到上海的企业精神，盛宣怀就是当时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有自己资本累积的商业资本运作方式。再有，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年代，甚至40年代早期，上海的艺术，音乐、戏剧、电影甚至歌剧都非常突出，出版事业，比如商务印书馆也非常突出，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发行数量可以和美国全国的出版数量相比，这是L.W.Pye（白鲁恂）等曾经到上海做过研究的一些学者所提出来的观点。所以通过出版事业，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就非常蓬勃。另外也有很多人提到的大众传播，包括他们的收音机、广告等各方面也非常蓬勃。那么探讨上海价值，我觉得应该是非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价值的体系可以在变动不居的时空中间看到转化，当然时空的转化不像制度或者其他政府的策略和政策转换得那样神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关于上海的价值的取向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1992年，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到现在。

到底上海是什么时候开埠的，至少在清朝中期的时候，上海的港口、它的船只以及其他情况可以说在中国是第一了，因为它还有内陆，不只是海洋。从1843年到1949年，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复杂过程，逐渐形成了上海学者现在所认为的暧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学者群居上海，但是并没有将上海的身份认同作为大家考虑的对象，这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认同的观念，西方的Identity（这个词是我翻译的）是从60年代才开始的（艾里克森谈的年轻人的认同危机），在60年代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各种不同专业的认同都成为大家讨论的问题。

现在的认同有认同泛滥的倾向，大家对认同讨论得非常多。如果从象征意义来看，比如说现在的上海话，据我所了解以前是没有的，是经过苏州、宁波还有广东等地的方言杂和起来的，这样看来，上海是通过很多上海一带的文化资源融合而成的，如苏州、宁波等逐渐成为上海形象或者上海认同的塑造力。正因为上海有移民，有外籍人士，日本人或者无籍的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德国人等很多外侨的居住，上海有很突出的一些人物，如哈同、内山完造（和鲁迅关系很密切），它才是一个混合体，是各种不同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互动。比如混合法庭就能够体现这点。在上海有很多离散的社群，所以后现代称之为混合体(hybridity)，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杂种或者杂交，那么这种早期的现象，比如说太平天国，在上海的认同或者价值取向上来看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是一种可以定义性的大的事件，租界成为江苏一带文人的避难所，上海成为孤岛，很多的难民有一种无根之感。

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上海的价值，比如说跟北京相比它就比较像广州，是属于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城市。那么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社团网络的都市社会，这个社会事实上非常蓬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社，比如书院，有工会，有各种不同的慈善机构，除了救火、赈灾以外还有为了对付饥饿的赈粥会、地方的公益包括公路的设置等（桥、路以及其他的灌溉系统）。有些人甚至用这个观点称其为一种团队的体制，它本身是一种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比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这样说来他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开放的，容忍的，而且实用的。但是1949年以前并没有形成主动自觉的身份认同。

1949到1992年的上海价值

194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因为比较敏感，要真正地很确切地掌握上海的价值取向和比较特殊的认同比较困难。可以这样说，上海的价值是以全国的总体利益为目标，通过一种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而规定的。

毫无疑问，站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视域中，上海的定位并不能从外部进行定位，这种定位并不能够契合当地的政府所谓官和人民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另外官和民（民包括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他们对上海的价值定位可能也有一种潜在的张力，甚至明显的冲突。既然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质和量的方面都担负了非常沉重的任务，有很多数据可以考察，一直到1987年以前整个国家税收中上海占了很重大的比例，这和广州相比非常突出。

在1980年之前，我在上海念了4年书（1945年到1949年），1980年和1985年我曾经到上海参观了两次，单就市容特别是建筑来说30多年来事实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当然更没有进步，可能再讲得露骨一点，可以说是更陈旧了。所以，可以想见上海人和北京人或者广州人相比在生活品质的提升上面是有差距的，心理上认为受到了比较不公平的待遇，有很大的委屈。因此1992年邓小平南行为上海带来了商机和其他领域发展的空间，上海能够在很短的几年像彗星一样突然成为国际上非常耀眼的大都会，这个奇迹我想和过去50年上海的遭遇有密切的关系。不少从事上海研究的学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1992年以来的上海包括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和1949年以前的上海有很多相似点，甚至有些人说有连续的痕迹，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也许194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例外。1949年到1992年可能为上海的市民，包括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提供一种凝聚力，大家共同为上海的命运，为上海的发展培育一种共同意识。

1992年后的上海

根据各种迹象来看，20年代、30年代上海的风气，比如说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现在又开始大行其道。那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那些1949年以前的完全从正面肯定的一些价值又重新浮现了，比较自由、比较容忍、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多样、也比较实用。皮特·博格在定义全球化的引言里面是有很多可以质疑的，但是在个性的解放，就是个人的选择甚至一种个人中心来看，这种观念至少在上海的年轻人中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1992年以来，在上海有一种自动自觉地发展它的身份认同的努力。

举一个例子，像这一次学术会议（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它本身也是对上海的身份和认同希望形成一种共识的努力。既然是学术界和媒体的合作，那么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说是从下到上的。另外大家都提到的2010年上海的世博会，当然所有的上海人，不管是官或者是民，大家都在塑造上海的形象。在2008年以后的两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会以后的两年，我相信上海要和北京竞争。北京所代表的“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可能会成为上海世博会理念的参照。这样说来，它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可以算是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这也就是主动自觉地塑造上海的身份认同。那么这个情况即使是放在表面的形象上看，今天的上海和1930年的上海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1949年到1992年上海的经验的不同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社会文化能力减少的困境

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民主政治，这是有争议的。但是市场经济带来了多元的倾向，而且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否认。从价值取向来看，今天的上海和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动地自觉地共同塑造上海的身份认同。参与这项工程的可以说是上海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些公众知识分子来自学术、媒体、政府，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组织，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

我们回到全球化发展的大的趋向，从价值取向来看，很明显，启蒙以来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我前面提到的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在塑造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在上海的身份认同方面会起积极的作用。可是除了这些以外，团队的精神、社会的安定、公益，特别面对大企业的巨大转型，全国大概有1500万人失业，还有超出1亿的流动人口，面对这些现象，公益的问题、同情的问题，直接和人权相对的法和理的问题，在上海的特殊情况下这些复杂的价值如何扎根？因为最好的价值并不一定配套，比如自由和平等是矛盾和冲突的，越有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贫富不均的情况越严峻，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发展经济资本以外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比如说，以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例，经费增加了10倍是不是就表示学术风气就增加了10倍，很难说，这要通过所与所之间、所内乃至整个院和其他地方的互动才能够培养其社会资本。

有个哈佛的学者帕伯·兰特做过研究，意大利的北边和南边的经济条件和政治设置相当，但是北边的民主发展得很好，南边不行，主要的原因就是有没有沟通的机制，有没有社会资本。印度的拉克兰，是一个很有名的都市，它附近有很多的种族冲突，但是在拉克兰100多年以来这种冲突没有发生过，经过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个老传统，就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领袖，包括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基督教的领袖每十天会聚会一次，饮茶讨论问题，矛盾冲突的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就可以化解，这是储聚社会资本的一种机制。我们都非常突出科学技术的能力但是忽视了文化能力，而文化能力也是不能量化的，它和对自己的集体记忆（就是历史），不仅是学术乃至一般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述（像文学），乃至对反思的再反思，理论水平的提升（比如哲学）都有一定的作用。这些如何发展，如何在一个大家都趋之若鹜研究企业管理、外文和国际贸易的社会中发展？

如果社会对我刚才所提到的哲学、历史、文化等不注意发展，那么社会的文化能力就绝对减少。社会文化能力减少，对社会长期的发展没有好处，这会导致一种困境。所以在智商之外，我们要发展伦理的智慧和情商，物质条件之外精神资源也很重要。如果在这个立场来看，技术官僚以工具理性的方式通过社会工程的管理来塑造上海的发展策略乃至上海的身份认同，至少说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会导致短视而且没有长期视野的困境。上海实际上是，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现代化的龙头，上海的价值取向以及上海的公众知识分子在塑造上海的身份认同对中国大陆乃至文化中国都有非常重要的导引作用。但是，文化中国包括像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海外的华人乃至很多外籍人士（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对有关中国的学术感兴趣的人士），这些人和其他的文化圈（比如说拉美、印度、北美的文化圈）、我们的精神资源，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不能够等同的，庞朴先生做了很多说明）的积累，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资源比较薄弱。所谓比较薄弱的意思就是对于宗教的问题以及文史哲的关注不够，今天的报章杂志里面的信息关于娱乐的内容比较多，但是严格的关于文化的报道、关于书评等方面有很大的缺陷。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领域相对比较稀少，经济和政治特别突出，文化的力量不够。从这方面来看，上海的发展策略，是不是除了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作为参照之外，也应该把新德里或者其他地方作为参照。很简单的来说，印度有50年的民主，有数百万可以运用英文的中产阶级，印度拥有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是不是都值得参照？这样说来，希望上海能够成为一个学习文明的城市、成为一个学习的社会；希望上海不仅是一个教导文明的城市，而且上海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创意的教育，这样上海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塑造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可以作为其他地方借鉴的特色。

（本文系杜维明先生在“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演讲。录音整理邵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04年2月19日，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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