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学为立身之本”：李亦园先生告别仪式今日举行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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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2017年4月18日，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在台北病逝，享年86岁。李亦园先生研究范围极广，涉及人类学、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家庭宗族研究、神话研究，并以台湾高山族、华侨社会以及华南、台湾汉族民间文化为田野研究对象。著有《人类的视野》、《文化的图像》、《文化与行为》、《信仰与文化》等专著16种，专业论文一百三十余篇，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者。

原文：《怀念李亦园先生》

作者：赵旭东

2017年5月21日，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告别仪式，图片转发自台湾“中研院”余安邦研究员。

以人类学为自立之本

四月十八日是李亦园先生的祭日，在2017年这一天，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世界。对于一位人类学家而言，死亡从来都意味着一种分离，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失一种对于亡者的悼念，葬礼仪式让故去之人能够在生者眼中并不孤单地安渡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而所有活着人的悼念都是在表达这样一种从生到死的过渡，希望借这篇小文，恭祝先生安渡金桥，抵达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

记得大约二十年的夏天，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召开第二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那个会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对此一点，至今人们都难以忘怀，甚至可以说，“文化自觉”的观念已经深度影响到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话语的表述。恰是在这次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有似英国式“席明纳”的高级研讨班上，我有幸第一次见到那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李亦园先生，听他与费孝通同席而坐，宣讲他的有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以及“致中和”的诸多新解释。尽管有许多的细节早已随着人生无情的遗忘能力而消失殆尽了，但是他讲座中间对于大陆简体字的不理解却一直都没有能够在我的脑海中被忘记掉。

他说话很干脆，声音也很洪亮，尽管带着一些闽南口音，我还是清楚的记忆下来，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说他那个名字“李亦園”的“園”字被简化成“园”字，一下子名字就变成是一元钱的“元”字了。

这虽属于是一种笑谈，却无意中隐含着对他对于源远流长的文字文化的被随意更改的一种极度的惋惜！这恐怕就是一种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在意和敏感，稍有一些文化上的变动，都会搅动人类学家那根敏感的神经。

文化很显然是跟人的感受性联系在一起的，感受又是基于习惯而产生的，而习惯又毋庸置疑地是受着一种文化的框架所约束的。一旦离开了文化，习惯就会发生一种改变以及重新的适应，而缺失了某一种文化的身体感受性也就会变得令人不知所措了！

李亦园先生祖居闽南泉州，后迁居台北，求学于哈佛大学，任职于“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从所长到院士，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一生都以人类学、民族学为其立身之本，著作影响有目共睹，在这里毋庸过多赘述，我想他的诸多弟子们会在在未来有个完整的梳理和呈现，在这方面，“执弟子之礼”，李门弟子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我与李先生的机缘也仅限于那次在高研班上的会面，后来再少见到李先生来大陆，即便有一次开会去了台湾诸地，匆忙之间也难得有机会登门拜见。我关于李先生的很多信息也是从他的学生们口中了解到的。记得是在2015年的夏天，徐杰舜、周大鸣教授牵头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曾以“海峡两岸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名义组织大家去新竹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开会，这个学院是李亦园先生所亲自创立的。

还记得在人文学院一进门处摆放着的一叶扁舟，那是当地渔民生活中的旧物，摆在这里作为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个标志性象征物。这个学院李先生曾任创院院长，并在这里开辟了人类学专业，听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曾经介绍过，以前这里还有李先生的专门办公室，偶尔他也会来新竹小住，后来年龄再大一些，身体也大不如前，来这里的次数也就少了很多。谁能想到，2015年从台湾访问回来之后，到了第二年就听闻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病逝的噩耗，许多同人为此扼腕，林女士做事情的认真和执着绝不亚于他的授业恩师，真可谓“虎门无犬子”，中国的这句成语最为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点。

李亦园先生著作《文化与修养》

在我看来，李先生的人类学无疑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他在台湾“中研院”民族所的持久经营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在这里的开花结果营造出了一片享誉世界的天地，在那里人类学有着自己独立的地位，它与民族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并驾齐驱，一派多元包容的景象，可惜后来李先生卸任民族所所长之后，一本很好的《民族学集刊》被改了名字，叫《台湾人类学》，不论改名字背后的政治或者经济的原因如何的不可言说，但是这样一改，似乎完完全全失去了人类学本该有的包容性了。不过对此，我只是听到风闻而已，孰是孰非大概只能是由后人来评说了。但我心目中的那本集刊仍旧还是一本上乘的汉语学术刊物，它朴实无华，专于学术，富含多种的启发性。

《中国人的性格》

人类学可谓是对人类整体的研究，注重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的表达。人类学很显然不可局限在某一个地区甚至是某一个国家之内，人类学命定是要求要有一种全球、全人类的关怀的，它当然可以基于一种本位文化意识的全球关怀，而非必然局限于自身本位文化的偏于一隅的独自构建和自我欣赏。

李亦园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合影

大约是在1997年的夏天，李先生和费先生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今天看来属于世纪性对谈的一次对话，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而言，这可谓是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对谈。今天依旧值得去细读对谈的内容！甚至费孝通和李亦园二位先生之间的那次对谈可以看成有关中国本土学术自觉的一个开端，在对谈中，他们深度地触及到了一种带有共同性意识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思考，即什么究竟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如何可能构建起一种中国问题意识下的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所有这些都在这场对谈中被提起并得到了一种初步的回答，影响极为深远。今天世界性的文化接触，重新又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考问着后来者的智慧、胆识和能力。

李亦园先生成就了一代中国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促进了海峡两岸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广泛交流，并以其独有的学问和睿智回馈于他的故土，推动了大陆人类学的重建与自我提升，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在李先生的引领下可谓致密、频繁且成果颇丰。由此而猛然想起《诗经·淇粤》的古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宽兮绰兮”。或许，最后以此形容李亦园先生学问人生并不为过。海天阻隔，不能亲到先生灵前拜祭，遥祝先生一路走好！更期待先生用一生所铺垫的两岸人类学、民族学顺畅交流之路可以越走越宽广。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晨写于南书房）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报微信公众平台，纸媒即将刊发，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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