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大小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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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台

全球化时代到来后，世界文学被置于更广阔、更开放的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下，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全新的界定。不久前，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加林·季哈诺夫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系列讲座”上发表演讲，他阐释了世界文学的多重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了三种对世界文学的主要反对意见。

原文：《世界文学应消解大小文学的界限》

作者：【英】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加林·季哈诺夫

加林·季哈诺夫

加林·季哈诺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文艺理论委员会荣誉主席，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语言、语言学与电影学院乔治史坦纳比较文学教授。近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世界主义、离散、世界文学与跨国主义等。

歌德创造了“世界文学”，是吗？

目前,多数世界文学工作者认为,首创“世界文学”一词的人是德国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歌德。大卫·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序论以“歌德创造了一个词”为题，引发了2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学界一场关于“世界文学”的热烈讨论。但是，歌德直到他生活和事业的晚期才开始采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而早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使用过该词，这些不同用法也赋予了“世界文学”以多重含义。

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施吕泽尔在1773年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比歌德早了五十多年。虽然冰岛文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小文学”，但施吕泽尔在一篇文章中将冰岛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七大民族文 44 34396 44 15288 0 0 2765 0 0:00:12 0:00:05 0:00:07 2952(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爱尔兰文学、俄罗斯文学、拜占庭文学、希伯来文学、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并称为“世界文学的代表”。这件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施吕泽尔消解了“小文学”与“大文学”之间的界限。他早在18世纪就提出“冰岛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重要”的观点，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思想家。今天西方学界仍在热议“大文学”与“小文学”之分是否合理的问题，我确信非常有必要重提这个话题，我认为“大文学”并非专指人口大国的文学。一国之文学被称为“伟大”，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其语言使用人口数以百万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文学”是某种特定语言的产品，这种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它不仅存在于本国，而且会以“离散”的形式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现象。没有哪种伟大的文学仅仅存在于一个国家范围之内，伟大的文学是其语言跨越国界而历经旅行的结果，它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界限，最终以“离散”的状态而存在于世界各地。

其二，所谓“伟大的文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范畴。某些文学在其发展的某些时期可以是伟大的文学，在另一段时期则可能不是。一种语言在一段时期里处于离散状态，在其他时期可能仅限于一国范围内使用，不会超越国界。以梵语为例，若干世纪以前梵语文学是真正伟大的文学，但是现在则时过境迁。从历史角度来说，没有哪国文学具有天赋的权利可自称为“伟大的文学”。文学现象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纯文学要素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其三，施吕泽尔消解大小文学之界限的理念使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不是文学学者，是一位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中世纪冰岛文学《萨迦》为他提供了有关当时宗族关系和财富传承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信息，“文学”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异国“文化”的窗口。施吕泽尔视文学为文化信息来源的实用主义方法，使他相信文学其实没有大小之分，所有文学都是平等的。概言之，施吕泽尔比歌德早五十年开始使用“世界文学”一词的史实本身并不重要，但使用的理由、背景和影响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马丁·维兰德

马丁·维兰德比歌德早二十五年使用过“世界文学”一词。维兰德与施吕泽尔和歌德是同时代人，是德国第一位重要的修养小说作家。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是一种重要文学体裁，英译为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主要描绘主人公从青少年到成年期的成长过程。维兰德在文化笔记中把世界文学也视为一种教育手段，这个理念使他与施吕泽尔一样，都对世界文学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施吕泽尔认为世界文学是有关其他文化的知识来源，维兰德认为世界文学是使人学会与他人进行交流、获得精神成长的最佳教育手段，世界文学能给予人与他人发生思想碰撞的契机，是使人获得教育经验的工具和途径。

“世界文学”被赋予多重含义

第一，“世界文学”最早的含义是施吕泽尔和赫尔德所倡导的“世界的多种文学”，形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大规模殖民扩张时期，欧洲人发现世界各地存在很多居民区，第一次开始将“人类”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进行考量，不再将视野局限于欧洲历史和文化，开始认真面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掘它们的魅力。人们读到或谈到“世界文学”，是指“世界的多种文学”，意即“整个世界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总和”，世界文学以全世界所有文学作品所构成的一座“博物馆”形象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这是一种静态的世界文学观，略显机械化，反映出启蒙时期欧洲人对他者文化的好奇心理和欣赏之情，但对各种民族文学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和对话尚未产生兴趣。

第二，维兰德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教育手段。从修养小说家维兰德开始，德国人认为，世界文学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社交能力，促进人的内在自我的全面发展。因为只有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对人的心灵起到持久的震撼作用，世界文学只能由最佳文学作品构成，这就与“经典”和“经典化”概念发生了关联，是对世界文学比较保守的一种理解。世界文学有助于我们进行自我教育，使我们有机会接受先辈的文化遗产。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提出，文化只能指向最佳的语言和最佳的思想，只有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人类教育的工具，没有其他选择。

第三，歌德认为“世界文学”是作家、读者和译者进行交流的网络，这三种人都直接参与文学活动。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译者，把文学理解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二维对话，但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对话如果没有译者的中介作用，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歌德虽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术语的人，但他首开从动态而不是静态视角思考世界文学的先河，将世界文学理解为文本在原发地国家以外进行旅行的过程，世界文学不再是天赋于人的作品，世界文学是一项任务，如果作家、读者和译者没有参与这个交流过程，它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无法成为现实。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世界文学”为全球化的一种标志。他们非常熟悉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理想。当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世界文学在经济生活的广义背景之下会是怎样的状态？他指出：世界文学将同经济生活一样发生变化，世界经济会走向全球化，世界文学也同理可循，文学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它会成为世界文学。

第五，大卫·丹穆若什认为，世界文学是文本以翻译形式在市场中流通的状态，在这个流通过程中文学消费的语言比文学写作的语言变得更加重要。丹穆若什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没有翻译、出版社和消费网络所构成的全球性文学市场，世界文学就不会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最早使用“市场”隐喻的人是歌德，他曾写道，世界文学是各个国家向世界文化市场提供各自文化产品的过程。当今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是以歌德的隐喻为基础，着重强调了市场在文本流通（特别是以翻译形式进行的文本流通）中的重要作用。

对三种反对意见的回应

这三种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世界文学”的第五个含义的，即“世界文学是文本以翻译形式在市场中流通的状态”的观点。

第一种反对意见最为重要，它认为世界文学变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盲目地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这种反对意见非常尖锐，很多西方人（特别是左翼）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强调“市场”和“流通”的作用，这实质上是在促进全球化进程。

我认为，除了全球化，我们别无选择，保存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也非常重要，否则文化对话就会丧失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全球化固然会带来风险，但总体来看，全球化的利大于弊，因为它是实现“对话”的根基，不是生成对立和冲突的土壤，而“对话”在某位人文科学工作者（可能指巴赫金，译者注）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核心问题是英语作为文学流通的主导语言工具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世界上除了英语以外还有很多种重要的语言，即使是那些面积最小的国家也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决定世界文学的含义，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小国与大国的历史进程与不同，看待世界文学的方法也不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需要对英语的主导地位做进一步进行抗争。

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过于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忽略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我们都明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是很难通过翻译来传达的，根本无法翻译。翻译文本会抹平文化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使这些差异丧失殆尽，而这些差异恰恰就是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艾米莉·爱皮特在《反对世界文学》一书中谈道，“假定任何文字都可译”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这种观念消除了文化差异，代之以文化平等的观念。这种反对意见非常严厉。我认为，不可译性常常被用得过于宽泛了，爱皮特将“不可译性”与“文化平等”等同起来的说法过于强调了二者的替代关系，过分扩大了“可译性”的范围。

第三种意见认为，世界文学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文学性只有通过阅读原文才能获得。当将一首英语诗歌翻译成汉语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或者当将一首中国唐诗翻译成现代英语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有人都会说，这种翻译是极其艰辛的苦难历程，因为很难用英语表达出汉字的字形结构，无法保持汉语原有的节奏、韵律和音调等，就好比把一首意大利语十四行诗或者英语十四行诗翻译为中文，也是同样困难的。但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不仅仅在于语言，文学的要素平均地分布在文本组织结构的各个层面。文学性并不局限性地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上，它还存在于文学文本的情节、写作手法和风格等其他方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刘海英/翻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凌建侯/校对)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9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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