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殷啸虎：其实高考那些年，我们不懂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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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高考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高考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我总分考了302分，其中语文80多分，而数学是13分。考进了华东政法学院，成为华东政法学院复校之后的首届学生。

原文：《高考那年，我们不懂高考》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殷啸虎

回望高考那些年

1977年高考，是停滞了10多年之后的首次大学招生考试。从66届高中毕业生到76届初中毕业生，年龄相差十几岁的莘莘学子涌向了同一个考场，其中就包括了像我这样的还不知高考为何物，就懵懵懂懂闯进了考场的人。

从受教育年龄段来说，我应当属于76届的中学生。我们这届学生，66年进小学，76年中学毕业（实际毕业时间是1977年），也就是说，“文革”开始时我们进小学，“文革”结束了我们也毕 48 31599 48 15264 0 0 1686 0 0:00:18 0:00:09 0:00:09 3119了，十年“文革”正好贯穿了我们的整个学生时代。在那“停课闹革命”之后又“复课闹革命”的年代，影响我们的是“读书无用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无书可读，加上早早就已注定的“上山下乡”的命运，所以读书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正如我在《秦镜高悬》一书“后记”中所说：天性沉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宅”）的我，却又偏偏喜欢读书，尤其是古书。而那“批林批孔”运动，却在无意中让我有了接触那些古书的机会。所以，就在我即将离开学校、奔赴崇明农场的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可以想象，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和兴奋啊！

由于姐姐和哥哥都已工作，所以父母也将考大学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父亲是搞化学的，中国的硬性塑胶就是他首次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所以他自然希望我能接他的班，因此要我去考理工科，并四处托人去找来了许多“文革”前大学招生的试卷，一张张抄下来。（多年以后，当我翻出这些抄写在已经发黄变脆的高桥化工厂的信笺的试题，不禁潸然泪下。要知道，我父亲每天六点不到离家，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单位，下班后再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到家基本上是七点了。吃完饭便立刻抄写，因为这些试卷都是要尽快还给别人的。）但我的兴趣却是在文科上，尤其是喜欢历史。为此我们父子之间还因此发生过争执。父亲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搞文科、尤其是历史风险太大，“文革”的教训殷鉴不远。而我却根本对数理化没什么兴趣，那些题目做下来觉得很枯燥，所以还是想考文科。最后父母拗不过我，在报名时他们妥协了，同意我考文科。

但这时，正赶上我们毕业分配。因为我会拉小提琴，靠着这“一技之长”，被东风农场宣传队招录，但当时宣传队的不少人都“上调”回上海了，所以临时将我放到了农场的职工子弟学校教书。1977年11月16日，一个冷雨霏霏的日子，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去农场报到。安顿下来后，发现学校的老师们也都紧张投入了复习迎考。我很快同他们混熟了，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话语，聊得也比较投机。他们拿出各自收集来的“文革”前的试卷，甚至还有考研究生的试卷交流。他们发现我对历史比较熟悉，一些比较难的题目我也能做得出来，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而我自己更是信心满满。而此时，母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复习环境，专心复习迎考，找到原来的中学开了证明，向农场学校请了假，回到上海。而这时，我已经有点舍不得离开了。

回家后，离开考试也已经没有几天了。记得上海考试时间是12月10、11日两天，我考试的地点是当时的番禺中学，母亲是全程陪同。（我当时太年轻了，后来才知道，父母对我参加高考是寄予了多大的希望！）考试一结束，我就赶回了农场学校。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同事间聊的最多的话题，还是高考，并且还在对其中的某一题怎么做争论不休。

”

一个多月后，考试成绩公布了，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显然是落榜了。父母怕我难过，尽可能地回避了高考的话题。但当他们看到邻居的孩子收到了录取通知时，难免感到失落。而我却有些没心没肺的，丝毫没有在意，加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深深喜欢上了这份“孩子王”的工作。

1977年高考刚结束，1978年高考又要开始了。

父母认为我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一定能够考上。而新学期学校安排我独立带班，而且是带优等生的班。每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早把考大学的事情抛在了脑后。所以，当我告诉父母我决定不考的时候，他们楞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

1978年的高考我就这样没有参加，事后也没有后悔。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我不得不认真地去考虑是否还是要参加高考。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同我一个寝室，他是67届的高中生，学习很认真，中学教材都保存得很好，放在寝室里。我那时也不懂事，擅自把他的那些教材拿来看，还放在自己桌上，涂涂画画。1978年高考我们农场学校也设了一个考点，所以他们中午就在自己寝室里休息。那天下午考语文，他也睡不着，就拿起我桌上的那本高中语文教材。正好我在看其中的《礼记·学记》那篇，上面做了许多标注和翻译，他顺手拿来看了。没想到下午语文考试分值最大的一题（大概是20分还是25分），就是翻译《礼记·学记》，也就是我正在学习、而他刚刚看过的那篇！事后他对人说：殷啸虎不去考大学太可惜了。那年他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临走时，还鼓励我应该去参加高考。

在众人的鼓励和劝说之下，我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之后，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记得我总分考了302分，其中语文80多分，而数学是13分。考进了华东政法学院，成为华东政法学院复校之后的首届学生。

文章将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2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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