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直击现代性困境与缺陷，解绑儒学身上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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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依然是上海中国哲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然而，上海儒学界却直面儒学之难题与困境，对儒学保持必要的反思省察，以探寻儒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张力及调适开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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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儒学，如何是好？》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梁剑  

            清华大学哲学系   郭潇

近两年的沪上中国哲学研究

　　近两年（2015-2016年），沪上中国哲学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015年，冯契先生百年诞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也在2016年第3期推出纪念专辑“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2016年，具有沉厚中国哲学学科积累的沪上三家高校（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院系先后举办大规模的周年庆活动。在热烈的喜庆气氛中，沪上前辈学人通透澄澈的灵魂和生机勃勃的思想异彩纷呈，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辐射力。与此同时，沪上中国哲学学人“继往圣之绝学”，在思想与学术上创获颇多。兹举二例。《学术月刊》刊发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政治哲学论纲》（2015年第1期），从“何为政治”、“政治何为必要”、“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的合法性”、“政治的有效性”、“政治与道德”等六个方面阐发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复旦大学李若晖主持《老子集注汇考》工程，搜集资料务求淹博，清理旧注务求识断，撰写按语务求精审。2015年，推出第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以煌煌七十五万言注考《老子》第一章。

持续活跃的儒学研究

儒学，依然是上海中国哲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和上海儒学院相继成立。在论文方面，可观者颇多：复旦大学张庆熊讨论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之阳明学（如《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广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同济大学谷继明论述中国传统经典解经学（如《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同济大学柯小刚抉发《诗》学（《诗经〈樛木〉〈螽斯〉〈芣苢〉大义发微》，《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此处似可以再讨论。或者按照儒学研究的领域遴选几篇，现在是按照新儒家、经学、诗学来列举的，这种分法可再深化。）

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多位沪上青年学者的儒学研究著作，其中包括东华大学沈云波的《学不可以已：荀子思想研究》、同济大学陈畅的《自然与政教——刘宗周慎独哲学研究》，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苟东锋的《孔子正名思想研究》。苟东锋试图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建构自己的“新名学”。在他看来，一“名”而三义，即“名言”、“名分”、“名声”。与之相应，可以提出三个儒家名学问题：名（名言）何以把握实？人为何遵循名（分）？我如何看待（名）？通过梳理孔子、荀子等儒家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在“新名学”的框架内重构儒家哲学。进而言之，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名”的问题是一等一的中国哲学的大问题，“名”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底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专著之前，苟东锋就已在学术辑刊《思想与文化》第17辑（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刊发《“新名学”刍议》（同辑还收有国内学人名学论文五篇）。

直面儒学之难题与困境

上海儒学界之活跃，另一种表现却是直面儒学之难题与困境，对儒学保持必要的反思省察。无反思无省察则无活力。上海大学朱承在新著中追问儒家“如何是好”：“这里的‘如何是好’，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究竟儒家思想与文化中什么才是‘好的’，二是面对多种可能性，儒学的现代发展在价值上应该做何种取舍。”（《儒家的如何是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儒家，如何是好？这是说：在当代的情境之下，儒家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儒家究竟有哪些好？这两个问题的提法，意味着将儒学问题化，有别于一上手就把它奉为神圣的真理之源的做法。

儒学之问题，一言以蔽之，在于儒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张力及调适开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儒学能否调适自身以适应现代性；另一方面，儒学能否为现代性的调适开新提供新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对儒学持批评意见者，往往侧重于第一个方面，并进而给出否定性的回答。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对同事陈赟的如下质疑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陈赟这两年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做了非常精彩的重新阐释。那么，这样一种重新解读与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我们要重新拯救中国思想传统，而且要成功的话，一定是传统与中国的当下——当下的中国已经被西方的话语和制度高度整合了——产生对话的关系。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话，那么任何一种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重新阐释，可能只是个人在智力上的游戏，对于当下没有什么意义。”（参见陈赟：《儒家思想与中国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1页）在许纪霖看来，陈赟的工作，旨在“重新拯救中国思想传统”。这一点未免错失了陈赟的立义。作为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情者，陈赟对儒学之问题的关注点，在于上述所讲的第二方面而非第一方面，即儒学能否为现代性的调适开新提供新的思想与文化资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陈赟的主张：“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才是儒家复兴的最深层动力。”（同上，第298页）

历史地看，陈赟的视角与立场接近于梁漱溟，而有别于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主导面向。这种差异，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儒学发展的时代特征，或者，折射了所谓“大陆新儒家”有别于“港台新儒家”的特征。2015年1月，上海新媒体澎湃发表了对台湾学者李明辉（牟宗三弟子）的专访，其中涉及李明辉对大陆新儒家的看法。大陆新儒家（包括沪上学者同济大学曾亦、复旦大学郭晓东、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等）纷纷在澎湃的后续访谈中回应李明辉，批评港台新儒家。此次争论标志着大陆新儒家明确提出自我主张。如陈赟所言：“‘大陆新儒学-政治儒学-经学’的诉求在于儒学如何参与公共性的制度与体制的架构，而不仅仅以学术、教化的形式存在，而‘港台新儒学-心性儒学-理学’的脉络则接续的是儒家的成德之教，公共制度与体制则拱手让给现代自由主义。”（同上，第289-290页）

然而，当我们信心满满地宣称，儒学应该“成为人类文明新一期的主导形态”、应该“真正实现从现代文明的多元价值元素到整体性的文明架构安排的大变革”的时候（同上，第289页），还是有必要返身一问：儒学，如何是好？从而避免产生儒学什么都好的幻相。“以‘如何是好’的探讨式姿态出现的儒家思想，与用‘唯此最好’独断式姿态相比较，可能更加现实，也更加富有开放性与生命力。”（朱承：《儒家的如何是好》，第190页）“儒家学者必须要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予以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挺立自信。”（同上，第10页）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对此言之甚详：“现代化已经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包括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交往方式在内的人们的一切存在方式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原先的传统，而有全新的呈现。阴阳、五行、气、心、性、仁、礼、义之类的儒学概念、命题，在多大层面、多少程度上能够渗透进当下人群的日常生活，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儒学研究者所必须面对并且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余治平：《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叙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正视儒学自身的现代性困境与可能缺陷，切莫从以儒家自居走到以儒家自限。

“接着说”与作为哲学思想资源的儒学

曾亦、郭晓东、陈赟等人重视儒学的政教意义，表现出某种拒绝儒学之哲学化的倾向，以为儒学之哲学化乃是以现代学科的方式规训、肢解儒学。相形之下，复旦大学白彤东和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方旭东更愿意采取哲学（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知识论等）的进路，从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通过“接着”西方哲学说的方式推进哲学问题的思考，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回答了“儒学，如何是好”的问题。

白彤东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症结，在于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及其隐含的文化观念，而孟子关于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参与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建议性的民主模式。（白彤东：《一个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载《当代儒学》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方旭东在《原性命之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运用抽丝剥茧的细致穷理工夫，探究人类道德生活的一系列难题，包括何以“知而不行”，意向与行动，道德情感，动物伦理，等等。

郁振华将阳明良知学带入了当代西方最为前沿的知识论领域。2014年，郁振华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发表论文《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基于赖尔与王阳明的探讨》，在当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的背景下，立足于赖尔能力之知概念的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三层规定，考察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郁振华在论文中也对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提出商榷。2016年，《学术月刊》第1、12期刊登了黄勇与郁振华的三篇论文。两位学者围绕赖尔、阳明、能力之知等问题往复辩难，展开了一场颇具典范意义的学术争鸣。

二人争论的焦点在于，道德能力之知是否包含动力，以及动力是否包含能力。黄勇对这些问题基本持否定态度。他通过对赖尔“倾向”（disposition）与“趋向”（inclination）的辨析，认为能力之知并不包含促使人们做出相应行动的倾向。比如，即使我们知道应该爱父母（具备命题性知识），也知道如何爱父母（具备能力之知），我们可能还是不爱父母。他也认为，具有行动的动力并不意味着拥有行动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甚至主张，动力之知更加偏向命题性知识而非能力之知。郁振华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区分了“道德的能力之知”和“非道德的能力之知”，认为前者是德性，自然内蕴着“愿不愿”，能力和动力不可分离。换言之，在郁振华那里，能力与动力的差异体现为“能力之知”的内部差异，并不涉及独立的“动力之知”。黄勇认为，作为动力之知的良知并不赋予人行事的能力。郁振华对此批评说，这一诠释遮蔽了良知内生的动力结构，使良知成了一个抽象而贫乏的概念，类似于几何学上的“点”。黄郁论辩在义理层面推进了关于阳明良知概念和赖尔能力之知的探讨，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如何积极地介入世界哲学的讨论。

“以仁心学，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长久以来国内的学术论争存在许多问题，严肃的义理讨论容易流向意气之争甚至敌我之争。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之中，黄郁论辩显得尤为可贵，树立了“以仁心学，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典范。细言之有二：

其一，同情之理解。健康有效地争论源于双方对异己观点认真的对待和同情的理解，双方要尽量减少有意无意的曲解。在这方面，黄郁二人都十分出色。例如郁振华在理解黄勇“动力之知”的理论视角时便指出，视角之交融赋予黄勇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从而使他特别关注行动的动力面向。这种对于论争对象观点的积极的溯源式考察，反映了其对待他者的充分尊重。而且，在整个论争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以“没有理解自己”为理由的驳斥，说明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纯粹”的学术论辩。

其二，以问题为旨归。论争的终极目的，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而是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澄清问题与达成共识是这一要义的表征。在黄郁论辩中，我们看到双方通过相互驳难，逐步推进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双方也从论辩中有所收获，对各自的观点有所修正。例如黄勇认可了郁振华对其将“不道德”与“道德”二分的批评。此外在对“knowing that”、“knowing how”的理解问题上，黄勇通过澄清的方式与郁振华的批评达成了一致。由此可以看出这次论辩的良性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的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积极的学术争鸣既是理想学术共同体的实现方式，也是其正面表现。个人的“一己之思”需要在有益的论争中检验，从而推动共同体的成长。黄郁论辩以其正气且富有创获的方式为此作出了表率。可以一提的是，刘悦笛微信公众号4月1日推出李泽厚先生最近雄文《举孟旗行荀学》，其第一段便明确交待，此文的写作正是受了黄郁论辩的激发。（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祁彤、周建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1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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