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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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困境。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近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时期，在大国兴衰更替背后的历史时期，反思当下的现实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深远的意义。

原文：《后危机时代，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

本报记者 田川

公司治理改革正向经济型转变

中国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始于国有企业改革，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和治理实践的开展，治理的重要性已被社会和越来越多的组织所认识。回顾中国国企改革发展历史，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也进入起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以“扩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进入90年代，国企改革开始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并经历了“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的步调趋于“平稳”，侧重点转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企改革也由此进入深水区，更加注重在监管、产权、经营等多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　

在今年2月23日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新华经参研究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共同发布《2016国企改革发展年度报告——探索中国特色国企改革之路》。报告显示，2016年，31个省（区、市）国资委出台了分类的实施意见，并完成监管企业分类，逐步探索开展了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工作。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28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公司制改革面超过90%，其中19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革。以劳动、人事和薪酬分配三项改革为突破口，国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在持续的改革中，国企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垄断腐败、低效高薪等争议也为外界诟病。“在国企深化改革上，要警惕当下以行政干预取代市场为代表的行政型治理的‘回潮’现象，要先理顺改革顺序，推进由外而内、先去行政化的治理改革。”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告诉本报，中国公司治理的改革路径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如国有控股公司的经理层激励机制也应先取消行政级别，然后逐步向市场化激励方式过渡，让市场的力量逐步在公司治理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监管改革中，有些现象值得特别注意，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在国企公司治理和监管改革中不按照建立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进行改革，“越位”现象较为突出。陕西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主任冯根福向记者表示，上市公司里有大量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目标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市场化里的现代企业的目标则是以投资者利益为主导的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很显然，这两者的目标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实践中解决好这个矛盾，不仅对于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保护好两种发展目标不同的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也十分重要。

国企不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国企改革也非只有在中国才有必要。西方的一些国家如英法等都有国企，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更高，国企相对很少但也存在。法国对国企的改革，一方面有私有化的成分，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强化公司治理。国家所有权机构规范行使股东权利：法国国家参股局的主要职责是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指导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行，如上市、出售、并购等，并务实推动国有实体的结构化改革。在企业治理方面，国家参股局与公司管理层通过双边会议紧密合作，并在董事会中派出代表，在国企战略、审计、薪酬等方面进行审查。国有股董事不在企业拿取任何报酬。

“在中国，电力行业仍然被高度管制，这几年就出现了新能源，比如风电在大幅度增长后却没有办法接入电网，造成巨大损失。原因就是被监管的电力公司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电力行业的很多创新，在放松监管后可以更好发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谈到，随着创新发展，中国的混合制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当前，有一种企业的发展路径是建立“企业生态”，它并不是在企业内部扩张，而是投资一批与之关系密切的企业，这在互联网企业中很突出。几十年前，日本的丰田汽车通过零部件供应合约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而在今天的中国，更多的还是以投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

新技术背景下的治理要有目标感

数字化时代造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力，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技术对于制度发展、变迁尤为重要。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产力，必然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来看，与农业、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局限于某些部门和领域不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是全覆盖的。因为，现在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和事物都可以数字化，文字、图像、空间位置，甚至人的行为都可以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数字的海洋。

“与工农业技术和生产力不同的特征是，工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而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数据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向本报表示，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些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2016年，互联网速度更快、普及率更高，全球移动互联网进入鼎盛时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网民数量继续稳居全球首位。艾瑞市场咨询（iResearch）官方数据则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突破了11.8亿，手机端APP的应用，基本上是PC端应用的两倍，中国成为世界APP发行大国，APP端交易规模前途无量。

从互联网信息经济来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间形态，既不是企业，不是市场，也不是合作组织，而是一种合作形态。过去关于组织和产权的讨论都是从拥有权出发立论的，立足于拥有权的组织是一种封闭的、集中化的层级结构，而基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组织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分散化的网络结构。这也是与传统的组织理论不同的地方。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使之创新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经济学家威廉·J·鲍莫尔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的，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

“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认为，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在制定制度和政策当中必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三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是未来方向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利用主流经济学“话语”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具体体制进行的根本性变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显然，这些具体体制都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制度”范畴内。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过程，要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新的制度的演化是从一个均衡跃迁到另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的跃迁最重要的部分是共有信念的同步改变。“但是困难在于新的制度很难被实现。这就需要共同的信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称，新的共有信念的改进很难和谐，新制度需要长时间的实际验证。

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更 51 30200 51 15534 0 0 1412 0 0:00:21 0:00:10 0:00:11 3402的是需要改革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就是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市场化制度性改革。

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但另外一个最大现实约束条件是信息不对称。“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恰当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田国强进一步指出，光考虑政府和市场不够，还需涉及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从而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制度变迁的方式到研究制度变迁的内容，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研究制度为什么会变迁，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市场与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如何从抽象的理论讲市场与公司的设置，制度是设计的还是演化出来的，等等。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呼吁，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更应该具体研究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如产权的法律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政府的预算制度，包括目前物权法的制定、房地产的产权和企业的产权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2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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