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李克军：“造血式”扶贫在实践中怎么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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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从1994年开始，经历了“八七扶贫攻坚”、“开发式扶贫”，到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已经进行20多年了。尽管具体政策有些变化，但始终强调，不要单纯搞“输血式”扶贫，而要突出搞好“造血式”扶贫，也叫开发式扶贫。

原文：《“造血式”扶贫在实践中的尴尬》

作者：原中共黑龙江省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                李克军

“造血式”项目为啥难成功？

“造血式”是相对“输血式”而言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政府补助贫困户三、五万元现金或相同价值的生活物品，一两年内他可能就消费光了，重新回到贫困状态；反之，如果政府用同样甚至少一些的资金，帮助贫困户上一个生产经营项目，再派人进行技术或管理上的指导，项目达产达效后，可以实现持续增值，从而使这个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甚至可能一跃致富。所以，从逻辑上说，“造血式”扶贫远远优于“输血式”扶贫，连古人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但在实践中，“造血式”扶贫往往会遇到诸多难题。在现实条件下，有些难题在有些地方可以得到破解，从而取得预期成效或者虽不太理想但毕竟高于投入的收获。而有些难题，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可能得到有效破解，从而使好事办“砸”，甚至让贫苦户捧上了“烫手山芋”。

据我观察，“造血式”扶贫项目在运行中常见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五个：

——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什么样的项目，都要走向市场。不但产品要在市场上卖出去，而且达产达效之前的投资建设，也要受到市场的制约和影响。扶贫开发项目，至少是由两个主体运作的。一个是帮扶主体，即县乡政府或帮扶单位；一个是经营主体，即受益的贫困户。两者的思路和动作如高度契合，且经营主体具备起码的能力，固然可以形成抵御风险的合力；相反，则极易形成两层皮，削弱市场竞争力。在政治压力型的领导体制下，帮扶主体往往急于求成，经营主体往往缺乏连利连心的责任感。

——有些贫困户经营能力相对孱弱，不具备自主经营开发项目的条件。贫困户致贫的微观原因很多，有的是人口多，劳力少，有的是家中有病人或遭遇意外变故。这类贫困户，帮他们上项目的成功率可能高一些。而那些生性懒惰或生产经营能力相对低下的贫困户，不要说经营一个牧场或加工厂，连几头猪都可能养不好。

——上级确定的项目常常与需求脱节。按要求，任何一个扶贫开发项目，都要经过充分的调查和论证。但由于县乡政府面临着指标考核的压力，往往像招商引资一样饥不择食。况且，项目投资的钱，通常是由省以上相关部门控制的。不要白不要，过期想要没有了。只要把钱要过来，发下去，几年后的实效大小，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边际不公”的问题很难避免。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差别是“渐次”显现的，“边际”并不分明。戴着“贫困”帽子的单位（县、乡、村）或农户，可以获得扶持项目和资金，而与他（它）们经济状况相差无几的单位或农户，却因为没有那顶帽子而望洋兴叹。我给这种现象生造个不准确的概念，叫“边际不公”。因为存在这种现象，条件接近的县、乡、村，千方百计地争夺那顶不太光彩但却有一定实惠的“贫困”帽子。在涉及农户的扶贫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基层干部为了化解“边际不公”引发的矛盾，有时不得不“摊薄”。假如上级给每头扶贫奶牛补助1万元，村里就按争取到指标的总额，平均分配给购买奶牛的所有农户，补助额度可能降低到7千元，没有贫困帽子的农户也可能同样获得。为应对上级检查验收，就要由符合条件的扶贫对象按规定额度签字领款。账单虽然是假的，但却可以把事摆平。有的地方，完全按上级要求办，群众反倒可能觉得不公平。

——实权部门“扒皮”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扶贫项目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渠道运作的，离开了相关部门的监督，基层和贫困户串项、挪用之类（有的是不得已）的问题会更严重；而部门掌控，又极易带来“见到唐僧肉人人咬一口”的后果。

扶贫工作应遵循经济规律

扶贫工作，确实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因素，但毕竟是一项经济活动。所以，在实施过程中，既要讲政治，更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

——不能只看成果，而要重视投入产出比，还要进行不同方案的比对和优选。几十年来，国家在扶贫开发方面花了那么多钱，基层干部和农民付出那么多辛劳，获得巨大成果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把多年来实施的项目从头到尾捋一捋，实事求是地算算投入产出账（以经济指标为主，兼顾政府信誉方面的付出与所得、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等要素），很可能效益不高，甚至可能得不偿失。而处于辅助地位的救济抚恤（输血式扶贫），虽然同样存在着公平缺失、形式主义、跑冒滴漏等现象，但毕竟不存在人民血汗打水漂的问题。所以，今后的扶贫工作，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户制宜，适合哪种扶助模式就采用哪种扶助模式，不要片面追求“造血”开发。对于开发类项目，应强化论证、谨慎实施，尽最大努力做到低投入、高产出。

——要以扶贫对象的真实需求为导向。在一段时间内，扶贫主管部门应加强调查研究，注意听取基层和农民意见，使扶贫规划更接地气。贫困户的需求，应包括其脱贫致富的主观愿望、应选路径和实际能力等因素，不要揠苗助长，不要搞情不投意不合的“拉郎配”。从长远上说，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坐实村民自治，以创造条件，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之中，逐步实现向“官民互动、由民作主”转变。

——应把扶贫开发与推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主导的扶贫，仅仅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多种途径之一。从根本上说，减贫脱贫，要靠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充分实现。有些地方，在拿出巨额资金和耗费巨大精力扶贫帮弱的同时，却以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示范为名，大搞达标升级、锦上添花，人为拉大贫富差距，这种状况应下决心扭转。应该加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向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3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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