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哲学与哲学意义上的事实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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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可能离开其所处的时代。黑格尔说过，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不久前，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以“哲学与时代”为题，就怎么理解哲学，怎么理解时代，怎么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深入阐发了其观点。

原文：《哲学与哲学意义上的事实》

作者：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家琪

黑格尔说过：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而且，谁也无法脱离他的时代，所谓“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当下的时代去认识时代。这就是哲学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怎么理解哲学，怎么理解时代，怎么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我想，这就是“哲学与时代”这个话题马上会引申出的三个问题。

哲学与时代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问，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时代？什么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但是，“什么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问方式。1929年，海德格尔在写《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时候说过：我们不要通过问“形而上学是什么”来追问形而上学的问题。康德也说过：大家不要以为问“是什么”就是要找到一个定义。在康德看来至少有两类问题是无法定义的：一类是生活的感受性的经验，例如，好吃、舒服、痛苦等；另一类是康德称之为“先天接受的概念”，例如，存在、真理、因果、本质等。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对其进行定义的概念，因此，我们无法问“哲学是什么”。

那么，我们该如何追问形而上学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思想是要去追问，究竟在存在者之外有没有超出存在者的存在。一般来讲，我们所问的都是存在者，而哲学则关系到存在。有没有存在者之外的存在？大家肯定会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则是无法言说的。这就是黑格尔在《逻辑学》里面所谓的那个“存有”：没有规定性的“纯有”就等于无。海德格尔也得出一个“无”，他认为“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纯粹的否定。“无”就是一个没有规定性的存在，一旦有了规定性，它就成为了存在者。既没有规定性、但又存在着的那个“存在”，海德格尔把它叫作“无”。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存在？这种追问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对自以为是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形而上学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而观念的改变也就是世界的改变。

哲学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应该负责捍卫一些对人类来说不可或缺的概念的意义，比如，“正义”、“自由”、“平等”，使这些概念有生命力，而不是成为一种干枯的、死掉的或者形式化的东西。当然，怀疑是前提，在怀疑中追问，包括追问到底什么才是值得过的生活。

在《形而上学是什么》里，海德格尔进行了追问：过去是怎么谈真理的？一般认为，真理就是对客观现实的符合。但是，前提是现实世界得向你显现出来，在此之后，才能谈符合。那么，世界的显现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所以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但这并不会走到虚无主义，正如“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一样，意识到了我们的有限，恰恰是意识到无限的前提。

接下来，我来谈一下时代。中国古代社会是以30年为一世。在《论语》里，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王者，他要经过30年之后才能成仁，才能理解仁。子张问：“十世可知否？”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即如果皇上一切都按照周朝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百世之后的事情也是可知的。一世30年，百世3000年，孔子才过世2500多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是，在孔子看来，周礼是完美无缺的。

到了唐朝，因为李世民的名字中有“世”字，避讳，就把“世”改为了“代”。代，也是30年。在历史上，30年这个时间显得比较诡异。我们经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说明，30年总是要有什么变化发生的，人在30年的时间里总要经历某种大事件。外国人区别一代人的方式就是，去看这代人是否共同经历了某一群体性大事件。

从1919年到1949年，这整整的30年，实际上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那之后，毛泽东时代是30年，即从1949年到1979年。而后，邓小平时代基本上也是30年。

如果说“世”和“代”是以30年为标准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个标准变快了。我们后来发现，每20年的变化都是非常大的。现在看来则是10年一代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古代人的30年变成了我们现在的10年。现在每隔10年，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观念上的变化极大。所以，时间变得越来越快，已经不再是过去30年的世代了。我也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认为，代的观念越来越快，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这是和科技的发展有关的。

“事实”与“判断”

讲过世代的概念之后，对于时代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认识。比较是现在与过去、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的比较。按照周有光老先生的说法，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应该是从世界看中国，从现代看古代。用克罗齐的话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的时代决定着我们对于历史和过去的回看。所以，应该要从现在回看过去。这直接关系到怎么去认识这个时代。

对事实进行比较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判断，即对事实一定要做出判断。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世界是所发生的事情。（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 ）世界是事实（fact）的总和，而非事物(thing)的总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对于那些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定义，这里面无非是涉及到对其做真假、善恶、对错这些方面的判断。这种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对这些事情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第一，判断离不开语言符号。第二，判断离不开人的权利（right）。这也就是说，人一定要能够说出他所认为的事实，第三，判断离不开社会权力（power）的制约。权力能够维护公共秩序，它允许人们有权利说出他所认定的事实，允许人们对这个事实进行定义，进行描述，并告诉更多的人来就事实本身进行交流。我个人认为，事实的前提是事情和事物。事情、事物与事实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判断的五个特点

人的判断力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征是，判断力与理性、知识、学问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许多判断力来自直觉上的勇气。大胆说出自己的判断。说出，既是承担，也是义务。

哲学的发生关键是取决于对于事实的判断，进而对于判断进行追究、追问，一直追问到最后，追问到能够得出逻辑上自洽的、能够说服自己的结论，这是哲学的一个根本点。

第二个特征是，判断除了和勇气有关，也和人的情感能力有关。康德区分了规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规定性判断就是用一般性概念说明特殊之物，如苹果是水果，人是动物。反思性判断则与人的情感能力有关，情感上非功利性的合目的性，比如审美。而在政治哲学上，就要讲获取承认。霍耐特有一本书就叫《为承认而斗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要求，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第三个特征是，判断涉及到思索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没有完成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判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政治性：人是通过判断体现自己的政治性存在的。判断是在公共场所对公共事务的一种判断，一定和他人有关，一定和群体性的存在有关。所以，判断本身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它涉及到思索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即人要做出某种行为或者某种行动的时候，离不开判断。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就是不思索，只行动，它并没有对行为的动机进行反思。行动就只是服从命令。在《人的境况》和《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强调的是，判断涉及到思索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人都是有行动的，而说行动完全没有判断是不对的。判断涉及到思索，思索才有判断，判断才有行动，判断连接了思索和行动。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判断力的政治性。

判断的第四个特征是，良知本身不下判断。良知可以让我们不随从大家的普遍看法来维护一种独特的、对自己来说是底线的东西，但它并不能对事物的对错做出判断。比如，至少有几亿人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似乎并不能说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没有良知的。那么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就在于能不能不打老师，抄家的时候，能不能装没看见。这就像对翻柏林墙到西德的人开枪的那些警卫一样，即使他认为翻柏林墙的人一定做错了，他也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认为，这就是良知的作用。我们根本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会是错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约束住自己。

判断的第五个特征是，我们应该承认，人拥有一种很独特的判断能力。马克思·韦伯讲到过，三种人会成为统治者，其中一种就是克里斯玛（Charisma），也就是一种有独特魅力的人，他们总能预见到一些东西。这种预见并非源自逻辑推理，也不依靠理性的运作，而是一种独特的判断能力。这些人对事物的判断总是令人惊叹。

宗教、科学与政治

此外，关于事实与判断，我还想说：第一点，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有的事实是很小的，但影响巨大，这种事实在人们的判断中就会导致连锁反应。所以，关键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于影响力的大小。

第二点，哲学的发生主要不是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对一些概念的理解，而是来自事实的发生与刺激。发生在身边的事实使得你不得不做出判断，进而有所行动。因此，我认为，事实是哲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在理解哲学的时候，按照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对的。在一个时代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哲学家不得不做出理解。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事情要发生了，到黄昏的时候，密涅瓦的猫头鹰才起飞，才能对事情做出判断。因此，事情的发生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太多，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其采取一种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没有办法促进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的。

我个人认为，哲学的发生关键取决于对事实的判断，进而对于判断进行追究、追问，一直追问到最后，追问到能够得出逻辑上自洽的、能够说服自己的结论，这是哲学的一个根本点。这些事实，第一个就是宗教。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思考，有没有人类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没有融合的可能？我们作为研究哲学的人，不能不去关心与宗教相关的重大问题。

第二个就是科学。除去最早的科学家，如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这些人的研究与宗教的关系外，在今天，科学究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什么？未来又是什么样的？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人类的未来问题？科学发展很快，比如手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它预示着什么？机器人、智能人的出现会带来什么？如果人真能长生不老又会怎样？

宗教、科学和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人为秩序中最为密切的几个领域。如何理解政治的架构、制度与文明的关系？百多年来中国人到底在为一个怎样的政治中国而奋斗？它应该与我们的国情即文化传统不相矛盾。那么在制度与文化的人为性上，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个？

第四个就是艺术。随着艺术的发展，现代派艺术的出现，音乐、绘画、舞蹈、相声、话剧越来越跟过去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艺术中发生的变化？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做出判断。

最后一个就是情感。情感不仅和孝、家庭中两性与子女的关系相关，还有广义的博爱。没有博爱，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概念几乎就没有意义。

从判断的角度提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对事实做出判断的前提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渗透着人的种种能力，渗透着语言和符号的建构。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实都是人所做出的描述、判断、定义。

按照美国哲学家塞尔做出的区分，我们可以大体上将事实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事实，一类是人为事实。自然事实就是自然发生的，包括天灾、自然现象等。比如，珠穆朗玛峰上常年积雪这一自然事实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而且是永远对的。如果有一天海平面上升了那又如何呢？所以，自然事实也是需要人做出判断的。人为事实又可以划分为调整性的事实，以及规范性的或是制度性的事实。什么是调整性的人为事实呢？举个例子，上海社科院规定老师每周二都要来单位，这一事实也可以调整为一周两次，或者三次。这是人为性的调整，调整了之后就变成了事实。类似地，作息、交通甚至包括货币也都可以算作调整性事实。当然，这种调整不是随随便便做出的，而是总要依靠某种“集体意向性”。规范性的、制度性的人为事实则包括法律、政权的结构等。这些事实都是一种规范、一种制度或者一种法律性的事实。还有体育比赛的规则，正是某种规则才使一种比赛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人为事实也是构成性的。

对我们来说，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性”和“国情”这样的概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我们承认有人性，也承认有国情。但是，它们是自然事实还是人为事实？如果它们是自然事实，它们发生了就不可变动，这好像是说不过去的。例如，中国国情其实是多面体。还有人性，人性会不会变？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它是人为事实的话，那么它是调整性的还是规范性的、构成性的？是文化制度造成的，还是生来就有的？文化又是什么事实？这些问题都是做哲学的人回避不了的。最困难的就是关于这两个概念的争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这两个概念做出判断，并且参与到对种种事实的争论当中。

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中，大量的事实都堆积、发生在我们面前，逼迫我们不得不做出判断。由于没有正确、对错、善恶的根本依据，我们就需要独自做出这种判断。这个时代令人不安，并且有一点捉摸不定。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权说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和推论，然后进行交流。只有在交流、交往不断的修正改动中，我们才有自己的哲学问题，才有自己对哲学问题所做出的判断。（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孙越整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4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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