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失败的教训，能使世界挺过“过渡时期”的严冬吗？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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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兴起了一轮逆全球化思潮，国际“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不确定性”开始成为世界一大主题词。德国知名社会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名誉所长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于《新左翼评论》杂志2017年3/4月号刊文指出，当下处于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新自由时代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诞生的不确定时期。诸如唐纳德·特朗普和特雷莎·梅等新保护主义者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不可能恢复国家经济，无法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左翼若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汲取全球治理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全球挺过“过渡时期”的严冬。

过渡时期

原文：《挺过全球“过渡时期”的严冬》

晓舟 编译

“过渡时期”充斥不可预测性

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英国脱欧以及奥朗德和伦齐的失败等事件全都发生在2016年，它们标志着被新自由主义所改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已经提议采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过渡时期”（interregnum）这一词汇来描述这个新阶段，意指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但新秩序尚未诞生且无法确定将会持续多久的时期。在2016年，因遭到民粹主义的攻击而被摧毁的这种旧秩序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为了不跟全球资本扩张失去联系，该体系中的各国政府已经压制了各自的国家民主制度，通过凭空想象出一种未来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拖延搁置在各个资本主义市场推行民主和平等的干预措施的各种要求。如同人们对于一个过渡时期的预期一样，尚待建立的新秩序将会怎样并不确定。按照葛兰西的说法，在新秩序形成之前，我们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病态的症状将出现”的看法。

在葛兰西意识中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为不安全的时期，各种习惯了的因果链不再有效，而且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和怪诞的异常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各种令人惊讶的事件链已取代了各种可预测的结构。新的不可预测性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在发生了民粹主义革命之后，新自由资本主义各个政治阶级被迫更加仔细地倾听本国民众的意见。各种国家民主制度现在重新成为明确表达不满的渠道，此前，由于资本主义政治阶级转而支持推动全球化的各个机构，它们已经被冷落了几十年。现在，面对着国际市场压力，有计划地拆除各种国家防卫线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英国在欧盟模式上将不太可能举行第二次公投。一个新构建的选民群体将不会再承认各种假定的经济必需品，它也将不会默认边界管制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各个政党将不得不重新弄明白响应性意味着什么，否则，它们将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政党。

经济金融化难以管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所发表的有关“一个国家”（One Nation）这种值得注意的言论显示，“过渡时期”这一情况未躲过政治阶级里至少一部分人的注意力，而投票赞成英国脱欧这一事实则提醒英国政界人士，他们的首要责任是服务于各自的选民。特雷莎·梅在2016年11月向英国工业联合会发表演讲，从人民希望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国家这一角度来解释全民公投的结果。特雷莎·梅的新保护主义计划给社会民主党左翼提出了尴尬的问题。如果特朗普设法兑现他所作出的各种产业和财政政策的承诺，那么他也可能变成左翼的一个问题。诚然，哪怕一项由特朗普和特雷莎·梅所设想的后全球主义者的、新保护主义的政策，也将无法完全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更多和更好的高质量就业、公私债务的去杠杆化，或者对美元和欧元的信任。

目前，这场资本主义金融化危机无论在一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难以管控。资本主义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只能倚重于一项“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该项政策试图通过各种负利率政策和冒险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来创造经济增长。由于民众反对他们自身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各种被“专家们”视为是对这种增长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在其实际上也许能起作用的国家里业已受挫。与此同时，因为工会组织和一些国家已失去了各自的权力，或者将权力拱手让给了全球性市场，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不管是借助于民粹主义还是借助于技术手段，具有经济再分配能力的各种国家机构的彻底破坏，以及因此出现的将货币和中央银行政策作为最后手段的经济政策已使得资本主义变得难以管控。

就文化符号来看，各种国内冲突也是可预见的。增加民粹主义者对土著居民的理解需要贬低移民吗？左翼能够成功地向那些近期刚从冷漠中醒悟过来的人致以一种可信的文化敬意吗？彼此恶言相向已司空见惯，更不用说任何和解可能疏远左翼在国际化新中产阶级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了。而且，倘若遇到经济挫折，那么特朗普、特雷莎·梅和其他人可能被诱惑而通过对种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起或多或少微妙运动的方式来转移批评，其后果将是体面者及不体面者的各种叛乱。

避免再次牺牲“小人物”利益

在这个刚刚出现的由各种功能失调的机构和混乱的因果链组成的过渡时期，当各种“民粹主义者”侵袭国家机器时，他们将会成为不确定性的一个额外来源。这个过渡时期的开端看起来犹如一个波拿巴时刻：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什么会有结果，尤其各种预期的结果，因为在这场新自由主义革命里，社会已经重新回到了“一袋马铃薯”（出自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19世纪中期法国小农本质的论述。法国的农民们“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译注）这种情形。这些新的保护主义者虽然无法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但是他们将会使政治重新发挥作用，而且提醒后者要想到已成为全球化输家的社会底层人口。

左翼也不知道当下难以管控的资本主义如何能够过渡到一个秩序井然的、不那么濒危和不那么危险的未来。但是，如果它希望在这方面再一次发挥作用，那么它就必须汲取“全球治理”失败和假冒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各种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在这个自封的“知识社会”里各种被遗弃者绝对不要听从命运乃至听从右翼的摆布；从长远来看，哪怕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手段，也不能推行以“小人物”利益作为代价的世界主义；民族国家只能对本国公民开放，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将这一教训应用于欧洲，那就意味着任何希望大大增加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人将只会遭遇到冲突，而且欧洲一体化程度最终将不增反减。

如同过去一样，新自由主义时代领导人的这种国际化同一主义(The cosmopolitan identitarianism)部分源于左翼普遍主义，通过与民众的互动唤起了一种民族同一主义（national identitarianism），同时来自于上层的反民族再教育进一步在下层促成了一种反精英民族主义。任何把一个社会置于经济或者道德压力之下、以致使社会处于将解散边缘的人都会招致该社会中传统主义者的抵抗。今天的局面是因为那些认为自身被暴露于国际市场各种不确定性中（虽然有人曾承诺控制这些不确定性但从未兑现）的人更愿意珍惜现有利益，而不是一味奢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尽管它也许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们将会选择国家民主制度这个现实，而不会选择一个民主的全球社会的幻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4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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