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并置使跨文化分享成为可能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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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近年来,以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预见的恐怖袭击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危机作为触媒，在不同文明之间构筑“长城”而形成文化生态封闭的反全球化倾向正在产生。重新审视全球化以来跨文化交流和保护中的问题、危机和认知障碍，可能是后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必须面对的情境。
原文：《空间并置使跨文化分享成为可能》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 高小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一开始就面临种种冲突。起初关于非遗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集中于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霸权对弱势或边缘文化的压迫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基本上是关于文化权利正当性的一个政治道义问题。但随着保护工作的具体化，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危机症候逐渐显现了出来。许多濒危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被忽视，还有的因文化隔阂造成的无知和误解而被视为无价值甚或有害的遗存被排斥乃至消灭。可以说，如何打破文化隔阂、消除误解是真正实现文化沟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关键。
空间消亡与转移：爱斯基摩人还在那里
《纽约时报》2009年9月20日有一篇报道说，在美国旧金山东南部120英里的加州默萨德仁慈医疗中心(Mercy Medical Center)请了苗族萨满巫医施行某种仪式，来替躺在床上的糖尿病病人治病。这位巫医希望通过该仪式来召唤回该病人已经逃跑的灵魂。这个听上去有悖当代科学和文明观念的怪异行为动机值得注意。报道说，这个医疗中心开展了萨满教巫师计划，用来加强医生和赫蒙族人的信任感，并弥补多年来赫蒙人对医疗机构的误解。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信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跨文化沟通和促进相互信任的努力。这种沟通的意义在于打破文化隔阂，寻求相互认识和信任，是从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在21世纪初非遗保护活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学者把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充其量是对当代文化环境中尚未完全消亡的历史遗存的临终关怀。因为在人们熟知的线性历史主义观念中，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消亡被视为一种历史逻辑的必然。然而在福柯看来，这种线性历史观与当代人们的生存体验发生了矛盾。他在《他者空间，异托邦》一文中说：
19世纪痴迷于历史：它的主题是发展和停滞，危机和循环，由大规模的死亡、可怖的冰川不断累积起来的过去……当代或许是空间的时代。我们正处于同时性时代：处在接近与远离、紧靠与分散并置的时代……人们更多体验到的不是漫长的生命在时间过程中的绵延，而是错综复杂地绞接在一起的网。
福柯认为，历史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仍然存留在当代文化中与现实空间对立并置，成为镜像般的异质空间。按照线性历史观，已渐渐消逝成为过去遗迹的传统文化，可能正在通过记忆、幻想、叙述、再现等形态继续存在，并且与现实空间错综复杂地绞接在一起。他把这种种与现实经验异质的空间形态用一个源自乌托邦（Utopia）的新造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来命名。
福柯关于传统文化空间在当代社会环境中转移生成的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考。美国社会学家萨林斯调查了随着社会变迁而离开原住地的爱斯基摩人现在的生活方式，发现了“土著文化的振作”现象：“爱斯基摩人还在那里，并且还是爱斯基摩人”。离开故乡的爱斯基摩人在加州又建起了自己族群的集聚场所，恢复了传统的仪式、习俗和文化生活。萨林斯的发现似乎在印证福柯关于传统文化转移生成“异托邦”的理论：一些过去的、边缘的乃至濒危的传统文化在原生态空间消亡后，仍然可能通过空间转移而在跨文化生态环境中重构，生成嵌入、并置的异质空间。
福柯的理论和萨林斯的研究产生的与历史主义相悖的认识并非极端的偶然现象。美国赫蒙族萨满巫医文化也是老挝苗族移民在美国社会中重构的一种“异托邦”。在中国的非遗保护进程中，同样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在空间转换后的“振作”和复兴现象。2001年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把昆曲列入保护对象的时候，中国传统戏曲已衰微多年。十几年来的传统文化保护结果，是使得以京剧、昆曲等重要剧种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的传承和传播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可以看出鲜明的政府行为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多种文化圈层自觉参与而生成的形形色色新的戏曲文化空间——从传统的剧院到都市中重构的公众戏台、堂会、票友剧社，以及通过当代媒体构建的“空中舞台”、戏曲公众号，等等，可以说都是嵌入当代社会的“异托邦”。
文化冲突：大同、对抗与生态封闭
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以来的文化同质化冲击下的确受到巨大冲击，许多文化形态乃至文化传统也在迅速消亡。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无数文化形态不可能都被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但并非所有传统文化都必然消亡。如果没有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和行动，那些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也会因为文化偏见、隔阂和误解而被湮没或隐匿，甚至造成破坏性的文化冲突。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为了拯救遗产，也是为了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危机。
20世纪90年代，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几本影响甚大的书，可以视为这个时期文化冲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的代表：福山相信文化冲突的结局是普世价值观念的胜利和文化大同；萨义德通过批判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而主张反霸权的多元文化主义；而亨廷顿则认为文明的差异和冲突不可消弭，西方文明只能守住自己的文化疆界。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福山的文化大同观念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表现为对世界未来全球化大趋势的乐观主义想象。20世纪90年代的未来学派多持有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全世界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以苏联集团的彻底瓦解结束，意味着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最终解决，因此也就意味着过去冷战时代因各种文化对抗而产生的政治、文化危机的解决；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工业化危机的解决希望，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可能使当代世界的发展前景更美好。
但这种后冷战的文化大同观念实际上默认了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因而受到左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是代表。在萨义德看来，西方文化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构造了关于东方的想象，这是一种被西方成见扭曲乃至虚构的东方景观。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意义就在于解构全球化时代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他者化想象和扭曲，寻求各种边缘文化的主体化和发展权利。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在90年代后期影响不断扩大，可以说是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文化背景。
但基于文化抵抗意识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力图消解文化霸权的同时，倾向于形成文化差异固化、绝对化的价值观，因而否定了人类文化的可交流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认定文明冲突无法消解，西方文明只能通过加固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以求自保。从21世纪初的911事件之后，各种文化冲突并没有因为保护文化多样性而消弭，反而越来越激烈，并且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群体、各个层面，从政治边际扩展到社会内部的群体冲突。在对当代世界上各种文化差异固化与冲突越来越感到焦虑的情况下，亨廷顿的文明自保观念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近年来，以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预见的恐怖袭击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危机作为触媒，在不同文明之间构筑“长城”，而形成文化生态封闭的反全球化倾向正在产生，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可交流与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挑战。形形色色恐怖袭击的背后涉及许多国家、民族和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冲突，显然不是通过文化交流和非遗保护就能够解决的。但重新审视全球化以来跨文化交流和保护中的问题、危机和认知障碍，却可能是后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必须面对的情境。
从共享到分享：镜像与反身意象
作为当代文化危机对策的非遗保护，面对的深层问题是如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真正相互理解和交流得以发生。全球化虽然意味着各种文化都进入共同发展和相互交流的共享空间，但由于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文化交流的主导趋势是由主流文化作为主体对其他文化的他者化，文化共享是主流文化主体对他者文化的意向性把握、改造和重构下形成的同质化认同和共享。这种交流认同和共享中作为他者的文化实际上被异化而失去了主体性和身份认知。
英国学者约翰·尤瑞在研究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现象——旅游时，提出了一个概念“游客凝视”：就是说进入他者文化环境的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接触是一种“凝视”（gaze），实际上是根据自己已有的成见给对象加上符号化的意义，即通过自己已知的标志意义建构起来的。在文化交流的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所处的地位不同，交流中往往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这种“凝视”实际上是凝视者通过自己的成见和期待建立标志的过程，而被凝视对象的自我却在凝视的标志化过程中隐匿乃至消失了。
非遗保护同样面临着这种在保护中被异化的困境。无论从全球文化交流还是国家内部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来看，都存在着作为旅游观光或保护对象的文化被异化或标志化因而失去主体性自我的问题。在过去的文化保护中，有一种主流的保护观念是基于进化论和精英主义的文化史观而产生的，即认为与主流的“大传统”不同的乡民“小传统”文化，或处于当代文化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都具有某种“落后性”或不完美性。因而文化保护意味着一种“雅化”的改造提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政策就是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表现。
经过“雅化”改造的小传统文化变得易于被公众接受，因而可能使公众产生一种凝视和欣赏他者文化的新鲜感。但这种关于他者文化的感受和体验，却往往是基于某种成见符号而产生的标志化经验。这种文化体验对于作为欣赏和保护对象的文化群体来说只是一种被定制生产的符号展演，并没有产生具有主体间性意义的相互分享。
200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场“原生态”青年歌手大赛。来自乡土的歌手们以完全不同于人们熟知的“民族歌曲”演唱震惊了全场观众和专业评委，人们似乎突然发现了与已知的符号化的民间艺术迥异的乡土艺术。就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传播中，含义不够明确和科学的“原生态”概念突然火了起来。有学者称“原生态”是一个“被挤出来的”概念：
我们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连用以标明身份的名称也无以为继了。于是,产生了带有强烈文化诉求的“原生态”概念。归纳起来,这一概念的文化诉求主要是:1、原生性的各种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记忆，更是文化基因,是需要保护的文化种质资源。最理想的保护方法是活态传承。2、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从技术层面上讲,民歌主要表现在唱法上),批判艺术表现上的同质化现象,强调民族声乐发展在演唱方法上的百花齐放。3、表达出对主流文化、时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中传统因素或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的担忧。
这是被他者化、标志化了的小传统文化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主流文化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惊讶体验而深入认知不同文化传统和实现文化分享的过程。
这种“原生态”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是亘古不变的原始生态，而在于展现了一种没有被标志化的自我。那些“原生态”歌手的惊艳表演与经过专业“雅化”教育的表演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刚刚被发现和进入主流文化空间的闯入者，从艺术感或身份意识来说基本上属于自己生活的那个尚未被时尚所淹没的乡土空间。所谓“原生态”实际上是在当代社会中建构了一种属于乡土传统的文化生态壁龛——嵌入大文化生态环境的特定文化生态条件组合。从更大的空间视野来看，进入当代医院的萨满文化、迁移到加州的爱斯基摩村，也都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生态壁龛。
这种不同空间嵌入、并置的文化生态壁龛可以说正是当代空间并置的“异托邦”现象。乡土文化在当代空间以异质形态的进入是一种文化主体的身份自觉，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这种由非标志化的异质文化产生的对立并置也是一种福柯所说的“相对点”（counter-site）镜像——人们从那个似乎早该消逝的陌生文化中看到了当代文明的反身意象：我们在多元文化的历史中，历史也还在我们今天交错并置的文化空间中。这种交叉对立并置的空间形态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共生的主体间性关系成为可能，也才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公平的跨文化分享关系成为可能。
链接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改造不能替代保护
既然文化遗产并非都是精华，或者未必有现实意义，对它们进行改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改造都是对原物的不同程度破坏，所以对于需要绝对保护的文化遗产是万万使不得的。否则，改造成功之日，就是遗产毁灭之时。解放以来对传统戏曲、地方戏曲的不断改造，结果是使相当大一部分戏目、曲目、演技、道具从此失传。当然，人类要不断改造旧事物，但这不适用于文化遗产。遗产本身是不能改造的，否则就不成其为遗产。但在遗产的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对遗产的形式和内容是可以改造的。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无疑是对《牡丹亭》原本的改造，即使青春版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也不能因此就丢了原本，或者使所有的昆曲演员都演青春版，就像当年演样板戏一样。所以必须有一部分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传播原来的文化，不受改造的影响。事实证明，两者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爱川纪子（教科文培训师）：保持文化空间
在“非遗”的概念中，“文化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认为非遗的含义就是关于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器具、物品、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指我们做非遗的场地和场所，当然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家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舞台，但舞台是文化空间的一个罕见的形式，大部分的非遗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社区、一个集中的地方来进行的。比如说在非洲经常可能是在森林当中进行的。”这种文化空间要被保留，首先就不能毁坏森林，如果为了经济的发展把森林砍伐掉了，这个地区文化空间就被毁坏了。所以文化空间的保持将会是“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5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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